在一群上了年歲的灰濛蒙的樓房之中，矗立著一幢新的教授樓。一九九零年夏日，我來到那裡。叩門之後，許久才發現有人慢吞吞地前來開門。站在我面前的步履蹣跚、滿頭飛霜的長者，正是葛佩琦。雖然他視力不佳，卻也認出我來了，緊緊拉著我的手，領我進屋。
他告訴我，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他離開了那住了十年的陋室。他的新居是兩間平房，二十九平方米，算是改善了些。
如今，他住進新蓋的教授樓——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遷入。雖然他依然獨自一人，卻有四十二平方米的寬敞住房。
從山西的監牢，到北京八平方米小屋，到二十九平方米平房，直至今日四十二平方米教授新居，這十分形像地勾畫出葛佩琦的境遇的逐步改善。
葛佩琦拿出一大疊手稿給我看。
“這是我的回憶錄，書名暫定為《艱苦奮鬥六十年》。”葛佩琦對我說，“自從你的報告文學發表之後，我的許多老朋友都知道我的冤案得以徹底平反，紛紛勸我寫一寫回憶錄。本來，我覺得，我沒有什麼值得寫的。在朋友們的鼓勵下，開始著手寫，寫了十萬字……”
葛佩琦說，他的回憶錄主要是寫史實，幾乎不加個人的評論。他以為，他只做了“小小的事”。寫下他的所見所聞，為後人留下一點史料。
我翻閱著他的回憶錄，內中有關於“一二·九”學生運動的回憶。當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他是北京大學學生會負責人，是“一二·九”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他過去的歷史是紅色的。他早在一九三八年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三八式”的革命老幹部。
正因為他是紅色的布爾什維克，所以他能夠寫出回憶自己革命經歷的《艱苦奮鬥六十年》。雖然內中也寫及“歷史的誤會”，但是他著眼於希望後人從中汲取教訓，希望今後不要再發生這類冤案
在去看望葛佩琦之前，我來到一幢陳舊的灰色的大樓，探望他原先的妻子朱秀玲。五年前，在那裡我曾與朱秀玲作過詳細交談，知道她的苦難的身世。她長年臥床，重病在身。這一回，她的房門緊鎖，鄰居告訴我，她住院了。很遺憾，不能請她談談近況。
我深為這對患難夫妻之間的感情誤會而遺憾。這是因為在一九八七年我曾發表了報告文學《離人淚》，寫了他們之間的感情誤會，許多讀者來信希望他們复婚。我一次又一次把熱忱的讀者來信，轉寄給葛佩琦。他說感謝讀者的關心，但是否复婚還要考慮。我知道，他的脾氣有點“倔”，感情的轉彎需要時間。
這一回，我見到葛佩琦，又提及了朱秀玲。
“我們沒有復婚。”葛佩琦對我說道，“不過，她常來看我，我也常去看她。我們都已上了年紀，她又長期患病。現在，我雇了一個保姆，上午照料我，下午就到醫院照料她，給她弄吃的，洗洗刷刷……”
聽了他的答复，我心中的擔憂消散了。儘管他與她沒有正式辦理复婚手續，但是感情的疙瘩畢竟已經消除。
朱秀玲在五十年代已是數學副教授，受葛佩琦牽累，三十多年未加過工資。葛佩琦告訴我，最近組織上已給她加上了兩級工資。她住的舊房，沒有衛生設備，組織上也準備給她分配新房子。她已七十六歲，心髒病日益嚴重，腿腳麻木，不得不長期住院。
葛佩琦在獄中患青光眼、白內障，視力很差，甚至在明媚的陽光下對面看不見人。如今經過治療，已能看清公共汽車上的牌號。戴著一千六百度的眼鏡，再拿著放大鏡，可以看報紙。他是在極其艱難之中，親筆寫下回憶錄的。從去年開始，心臟不適，常有憋氣之感。七十九歲的他，已垂垂老矣！
我問起他的子女近況。他臉上浮現了笑容。曾經受他株連，子女吃盡苦頭，但是個個學習認真，成績優良。如今，兩個女兒在日本，都已獲得碩士學位；兒子和兒媳都在加拿大……
葛佩琦終於苦盡甘來，他的家庭也從“離人淚”變為“合家歡”。
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三日，葛佩琦在北京病逝，終年八十二歲。他的悼詞，給他戴上了三頂紅色的“帽子”：“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新華社為葛佩琦的去世，發了電訊，對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評價：
“葛佩琦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剛直不阿，心胸豁達，堅韌頑強，忍辱負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思國憂民，堅信真理，對革命的信念始終沒有動搖過，在冤案平反之後，他以新的姿態投入四化建設，抱病著述，積極參加社會活動，為人民貢獻一生。他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從不以老革命的身份自居，始終保持一個革命者的本色。”
一九九三年一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還刊載了報導《“一二·九”老戰士聚會京城深切悼念老戰友葛佩琦》。
在葛佩琦去世之後，筆者收到葛佩琦夫人朱秀玲寄贈的新出的《葛佩琦回憶錄》一書。在葛佩琦生前，他給我看過這本回憶錄的原稿。葛佩琦在回憶錄中提及，“一九八五年六月，上海《文匯月刊》發表了葉永烈同志寫的《離人淚——葛佩琦傳》。有些報刊曾摘登載了這篇訪問記的內容……我感謝報導我的事蹟的同志們對我的關懷和鼓勵。”書中收錄了葛佩琦的入黨介紹信、原勞動人事部顧問劉子久，在一九八四年六月為祝賀葛佩琦冤案徹底平反寫的一首詩，可以說概括了葛佩琦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