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仁炳作為“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理所當然被劃入“極右分子”之列。
陳教授告訴我，自從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經歷了“七鬥八斗”，便被送入上海社會主義學院學習。
內中，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至年底，上海“名右派”四十八人，被送往郊區上海縣的顓橋“集中學習”。這四十八人之中，有三名女右派，其中一個就是號稱“亞洲第一老太婆”的電影演員吳茵——因為吳茵以演老太婆維妙維肖而著稱。
陳仁炳記得，這四十八人分為三個小組，第一組組長為陸詒，他屬第一組，第二組組長為徐鑄成，第三組組長為沈志遠。
他們住在農村，上午在田間勞動，下午寫交代。十二個人睡一個房間。除了右派外，還有監督人員，生怕有人自殺。
每人都睡帆布床。剛下鄉時，蚊子極多，夜不能安眠。
他們這些人，平常家中有保姆做家務。到了鄉下，要自己燒飯。陳仁炳燒飯時，滿屋是煙，真是雙眼淚汪汪！那位李康年，也跟他一樣，嗆得淚水直流。
下雨天，一位姓吳的右派去河邊淘米，一滑腳，連人帶米滑進了小河裡……
陳仁炳在下鄉勞動的日子裡，得了細菌性亞急性心內膜炎，經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搶救，這才保住了性命。從此，他的心臟二尖瓣關閉不善。醫囑不可感冒，每感冒一次，病情就加重一分。
也就在一九五八年，他和他的前妻離婚了。
總算盼到摘帽。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解放日報》發表報導，他和王若望同時摘掉右派帽子。不過，摘了帽子，他還是“摘帽右派”。
總算盼到回學校。一九六二年，陳仁炳總算回到復旦大學，教英國史，教美國史，教世界史。
他太沉悶了，就在家裡舉辦舞會，約老朋友沈志遠等等前來跳舞。不料，“四清”運動來了，有人揭發他在家裡開“地下舞會”——因為柯慶施在上海明令不得開舞會。這下子他又挨整了，何況他又是“摘帽右派”，為了這事他差一點被打成壞分子。
一九六四年初，他和陳蘊輝女士結婚，總算又有了一個家。
他還沒有過幾天太平的日子，“文革”來了。
他又遭殃。堂堂教授、博士的他，居然“監督勞動”，乾了九年木工。反正鋸木頭、扛木頭，他做下手。他的工資，一度被減至五十七元七角——當時，他的房租要四十元，只剩下十七元七角生活費。
不得已，他只好放棄原本在上海市中心淮海中路婦女用品商店樓上的寬敞住房，遷居到上海普陀區兩間八平方米的小屋。
從一九七二年起，他患肺炎，又患心肌炎，實在幹不動體力勞動。
一九七四年，六十五歲的陳仁炳，總算獲准退休，從此他再也不必去做木工了。
好不容易盼來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眾多的“右派”冤案得以平反，可是，陳仁炳卻因毛澤東多次點過他的名，竟無法得以“改正”。
陳仁炳不得不於一九八一年給中共上海市委寫信，要求解決他的問題。不久，他得到答复：
一、“右派”不予改正；
二、恢復教授待遇，工資、住房、醫療均按教授待遇；
三、解放前和解放後，陳仁炳先生曾為人民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應予肯定。
這樣，陳仁炳遷往上海體育館附近的高層大廈，生活條件得以改善。一九八六年，我正是在那裡採訪了他。那時，他正患慢性心衰。
後來，我又來到他的另一新居，比上海體育館附近的住房更寬敞。據告，按陳仁炳的級別，尚夠不上喬遷那新居的條件。考慮到他多年蒙受苦難，當時的上海市市長江澤民親自批給了他。
陳仁炳的一生多坎坷：一九五七年的沉重打擊，“文革”十年的苦難生活，此後又因成了“禁區”而悶悶終日。
步入晚年的他，用英文寫回憶錄，寫了三百多頁。
我結識一位美國女教師，她叫JEANNETTRF TAGAMI，她的中文名字叫傅珍寧。她為陳仁炳博士寫傳記，在美國出版。
陳仁炳晚年多病，他在一九八八年就說過不了那個冬天。所幸他的病受到有關部門的重視。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向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作了反映，盡量在醫療上給予照顧。讓他住進了乾部病房。即便是出院回家，還派特別護士給他打針、護理。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九日，陳仁炳在吃早飯時吐了，額上沁出冷汗，臉呈豬肝色。夫人陳蘊輝急忙打電話給特別護士。護士趕來了，給陳仁炳打針、搶救。
上午九時半，陳仁炳的手垂下來了，心臟停止了跳動。他死於心力衰竭。
十三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陳仁炳遺體告別儀式舉行》，全文如下：
本報訊民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委員、民盟上海市委顧問、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知名人士陳仁炳先生因長期患病，醫治無效，於十二月九日上午不幸逝世，享年八十一歲。
陳仁炳先生遺體告別儀式昨天上午在龍華殯儀館大廳舉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統戰部部長毛經權，民盟市委副主委趙超構以及本市有關方面人士、陳仁炳先生生前好友出席了遺體告別儀式。中共中央統戰部、民盟中央、上海市政協、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市教衛辦、復旦大學，有關方面領導楚圖南、費孝通、錢偉長、蘇步清、吳邦國、謝希德、談家禎等送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