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鑼鼓一聲，沉冤如海，亮節如山，長為人間留榜樣；
“文章百萬，瀝血化珠，嘔心化玉，拼釋生命鑄銀壇。”
這是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日，鐘惦棐在患肝病及腎癌不治而病逝之後，人們為他寫的輓聯。這副輓聯，概括了鐘惦棐一生的坎途。
鐘惦棐在一九五七年因《電影的鑼鼓》罹禍，受到瞭如下嚴厲處分：開除黨籍，罷官，降四級，下放農場監督勞動。
鐘惦棐右派生涯是如此的悲慘：
鐘惦棐獲罪之後，最直接的牽連當然是他的直系親屬。夫人張子芳和岳母帶著五個孩子，四男一女，從機關大樓的宿舍遷居到陋巷的平房院落。鐘惦棐每月生活費二十六元，每個孩子十元，加上張子芳每月工資共一百多元要養活八口之家，物質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長年靠棒子麵窩窩頭養活，不買論斤稱的菜而買論捆的菜。孩子們放學回家，馬上脫下布鞋換木屐，以節約鞋子，三年困難時期，張子芳工作的北京電影製片廠從外地弄到一批雞，每隻六元（黑市價十到十五元），每個職工限一隻。張子芳盤算來盤算去，硬是拿不出這六塊錢來養五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和一個老弱的母親！ “一毛錢攥出汗水，也捨不得花”。 ①
經過在唐山市柏各莊農場的四年監督勞動，鐘惦棐終於調回北京，在中國影協資料室工作。一九六三年，他被摘去“右派分子”帽子，成了一名“摘帽右派”。
鐘惦棐還沒有緩過一口氣，“文革”的鑼鼓敲響了。作為“摘帽右派”，他成了“革命大批判”的“必然對象”。於是，他成了“牛”，進入“牛棚”，然後被趕到咸寧“五七幹校”勞動。
直至一九七九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才使鐘惦棐的沉冤得以昭雪。鐘惦棐苦笑道：“我的黨齡現在被確定為四十年，居然有一半多時間不在黨內。”
鐘惦棐又開始忙於電影評論工作，他被推選為中國電影評論學會會長。他開始有了自己的學術助手仲呈祥。
仲呈祥這樣記述第一次到鍾家報到的情形：
我是幾年前的一個星期天，奉命到鐘惦棐先生家報到的。那時，他還住在振興巷六號。繁華的北京鬧市區，竟有如此一條窄巷，三人並肩就無法通過。六號是一個幾戶合住的極簡陋的小院，先生自一九五七年因那篇《電影的鑼鼓》被“親自點名”劃為“大右派”而被逐出原機關宿舍後，一家老小八口就一直擠住在這裡的幾間狹小的平房中。我步入小院，穿過先生親手栽培搭起的葡萄架，輕聲走進他的“工作室”。這是一間雖小破舊但佈置得典雅文靜的房子。東、南壁都被書櫃佔滿了，北壁靠窗，是一張大書桌，壁上掛著一幅令人肅然起敬的魯迅肖像，那是名畫家裘沙的手筆。兩壁是一張供來客坐的長沙發。壁角，幾盆生機盎然的雲竹惹人喜愛。先生正伏案疾書。
仲呈祥還回憶說：“家中數他桌上那盞檯燈亮得最早，熄得最晚。早晨，我總是不及六時即起床跑步，而先生已伏在案上奮筆疾書，或是專心攻讀。先生每每教我，人活一天，倘學無長進，則愧對人生。”
鐘惦棐在晚年，忍著病痛，寫下百萬言電影理論著作，為中國電影事業的發展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令他欣慰的是，他的次子阿城以小說震動中國文壇，進入作家的行列。
鐘惦棐的去世，中國知識界哀思如潮。中國人民大學甘惜分教授用這樣兩句話，勾畫鐘惦棐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