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隆基在一九六五年底的突然去世，據李健生對筆者說，那消息曾使章伯鈞一連幾天雙眉緊鎖，長時間的呆坐。
章伯鈞似乎想得很多，想得很遠。
在家裡，章伯鈞變得沉默寡言。他難得說幾句話，話卻很深刻。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筆者在北京採訪了章伯鈞的次女章詒和。據她回憶，章伯鈞當時曾對她說：
“一九五七年，我的本意是希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探索如何實現民主政治的問題。”
“我從未說過'輪流坐莊'這句話，那是別人在批判我的時候，把意思加以引伸。後來就成了我的話，加以批判。”
“歸根結底一句話，我沒有野心！”
當他看到報上登載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良久，他說了一句話：“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馬上要開始了！”
果真，被他不幸而言中——十年浩劫開始了！
“大右派”首當其衝。一個在郊區的中學——八一中學，那裡的紅衛兵乾脆佔領了章伯鈞的家，作為“紅衛兵總部”。
章伯鈞被隔離審查。夫人成天忙著為紅衛兵燒開水。
再也沒有聯絡委員來聯絡，再也沒有聚餐，無法跟老朋友聊天。心中的苦悶積在心中，苦悶在心中積累，他漸漸吃不下飯，人越來越瘦。
抑鬱是癌症的催化劑。一九六九年早春，他終於支持不住了。可是，“大右派”屬於“地、富、反、壞、右”的那個“右”。屬於“五類分子”之一，怎能住院？
夫人李健生在這危難之際，想起了周恩來總理。她寫了一封給周恩來的信，跑到中南海後門，央求傳達室把這封信馬上交周恩來。李健生急得哭了。
警衛見了，連忙安慰道：“老太太，你別哭，我們一定負責轉交週總理。”
第二天，周恩來總理就通知人民醫院，立即讓章伯鈞住院治療。週總理指示：以後不論甚麼“牛鬼蛇神”，生了病，一定要給予及時治療，不得歧視。
住院一查，已經晚了：胃癌，晚期。
女兒章詒和來看他，忍不住熱淚縱橫，他卻說：“別哭，爸爸很快就會好的。”
癌症使他再也沒有回天之力。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七日，章伯鈞在“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中離世，終年七十三歲。
他的次女章詒和在四川工作，被說成替父親“翻案”，判處二十年徒刑！
後來，她坐了十年牢——從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她的孩子是在牢裡出生的。
和羅隆基一樣，章伯鈞在一九八零年也被列入中央級五名未予改正的“右派分子”名單。
同樣，中共後來採取了委婉的措施，為章伯鈞恢復政治名譽。
一九八三年初，在北京為“文革”中受迫害而死的章伯鈞舉行了追悼會。會後，章伯鈞的骨灰盒不尋常地被送入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她的夫人李健生，由全國政協委員升為常委。
一九八四年，北京又破例為章伯鈞九十誕辰舉行座談會——這一“模式”後來被用在羅隆基、彭文應、陳仁炳身上，但章伯鈞是第一個。
當時的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楊靜仁在會上致詞，對章伯鈞作出頗高的評價：
“章伯鈞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愛國主義民主戰士和政治活動家。”
“縱觀章伯鈞先生的全部歷史和工作，他是愛國的、進步的，為我們國家和民族做了好事，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同樣，楊靜仁的講話，也是代表著中共對章伯鈞的評價。
章伯鈞夫人李健生於一九九零年五月三十一日去世。女兒章詒和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悼念母親：
儲安平在“反右派運動”後的命運也是非常悲慘。妻子跟他離婚了，然後又跟另一個男人結婚，而且住在儲家南屋。本來，離婚、結婚之類，並非了不起的大事，並且只要手續正規，那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天天看見南屋，儲安平的心境是極端痛苦的。
全國政協安排他下放勞動，他求之不得。他在長城腳下放羊。雖然他很想在那里長住，與草為伴，與羊為伍，但領導上還是要他回城了。他依舊愛羊。他在小院裡養起羊來。一天，他捧著一個鐵罐，去敲章伯鈞的門。原來，那罐裡滿滿的裝著羊奶。他對章伯鈞說：“羊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這羊是我親手養的，這奶是我親手擠的。羊奶有營養，你收下吧！”
儲安平有很多藏書。養羊之餘，他埋頭於看書。羊與書，陪伴著他度過那些寂寞的日子。
在長城腳下放羊時，他結識了下放勞動的李汝蒼老先生。回城之後，李汝蒼成為惟一的經常跟他來往的朋友。
“文革”風雲驟起，儲安平成為紅衛兵折磨的對象。任意打罵。人身侮辱，無所不為。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群紅衛兵又來敲門，要批鬥“大右派”。儲安平從後院翻牆出逃。
他逃到李汝蒼家，塞進一張小紙條，上面寫著：
他走了！從此，人們再也沒有見到他。
那時候，北京的北海、頤和園，天天有死屍漂起。可是，未能確認哪一具死屍是儲安平。
他走了！從此，在人世間消逝。
他晚年的惟一摯友李汝蒼老先生，也是“右派分子”，經不起紅衛兵七鬥八斗，生命之火終於熄滅。於是，關於儲安平的“走”的詳細情況，已不得而知……
儲安平畢竟是“頭面人物”。為了查清他的死，一個專案小組工作了兩年，也未能查出個結果來。
一九六九年，康生嘟囔了這麼一句話：
“儲安平，大右派，活不見人，死不見屍，怎麼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