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成了普遍的規律：“右派分子”在“文革”中無一不吃“二遍苦”，雪上加霜！
這“二遍苦”，比一九五七年更苦：批鬥，抄家，蹲“牛棚”，進勞改隊，“掃地出門”回原籍……
在“文革”中，“右派分子”有了新的稱謂：
已經摘帽的，稱之“摘帽右派”；
未劃“右派”的（即當年的“中間偏右”），稱之“漏網右派”；
未摘帽的，稱之“老右派”。
這些“摘帽右派”、“漏網右派”和“老右派”一樣，統統算作“右派”，統統算作階級敵人——“五類分子”！
細細考證起來，這“五類分子”一詞，最初始於“四類分子”一詞。
細細考證起來，這“四類分子”一詞，最初見於一九六三年九月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中：
“向群眾進行階級鬥爭的教育，劃清敵我界限。發動群眾對敵人進行說理鬥爭。正確處理有破壞活動的四類分子和投機倒把分子、貪污盜竊分子。”
這“四類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簡稱“地、富、反、壞”。
“五類分子”的提法，見於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印發和宣傳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問題的兩個文件的通知》：
“對於農村和城市的地、富、反、壞、右，也要宣讀和講解這兩個文件。”
“地、富、反、壞、右”，即“五類分子”。
由“四類分子”增至“五類分子”，是因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最初是在農村進行。農村在一九五七年沒有劃過“右派分子”，所以只提“地、富、反、壞”。後來，在城市也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於是增加了“右”，變成“地、富、反、壞、右”，即“五類分子”。
本來，毛澤東並不把“右派分子”和“地、富、反、壞”並列的，還是加以區別的。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曾說：
“右派，因為他們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所以是一種敵對的力量。但是，現在我們不把他們當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麼對待，其基本標誌，就是不取消他們的選舉權。……”①
毛澤東又說：
“右派，過去是人民，現在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②
可是，在“四清”中，毛澤東把“右派”列入“五類分子”之末，也就是把“右派”跟“地、富、反、壞”等同起來了。
在“文革”中，“右派分子”受到比“地、富、反、壞”更為猛烈的批判，是因為“文革”實際上是“反右派運動”的繼續，或者說是第二次“反右派運動”！
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亦即《十六條》），內中就反復強調了“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
這裡所說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並不是那些“死老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卻是一批新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正因為這樣，“文革”成了第二次“反右派運動”。
《中共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中，多處提及了打擊“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比如，第五條中寫道：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
黨的領導要善於發現左派，發展和壯大左派隊伍，堅決依靠革命的左派。這樣，才能夠在運動中，徹底地孤立最反動的右派，爭取中間派，團結大多數，經過運動，最後達到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眾。
集中力量打擊一小撮極端反動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最大限度地孤立起來。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注意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同擁護黨和社會主義、但也說過一些錯話，做過一些錯事或寫過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嚴格區別開來。
第七條中指出：
有些有嚴重錯誤思想的人們、甚至有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利用群眾運動中的某些缺點和錯誤，散佈流言蜚語，進行煽動，故意把一些群眾打成“反革命”。要謹防扒手，及時揭穿他們耍弄的這套把戲。
顯而易見，這裡提到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是一批新“右派”。因為一九五七年的“老右派”，早已自顧不暇，那裡還能“把群眾打成'反革命'”？ ！
在第八條《幹部問題》中，寫得更明白：
幹部大致可分以下四種：
（一）好的。
（二）比較好的。
（三）有嚴重錯誤，但還不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四）少量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況下，前兩種人（好的，比較好的）是大多數。
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肅清他們的影響，同時給以出路，讓他們重新做人。
這樣，“文革”也就成了揭露幹部隊伍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的“革命”。
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就是黨內的“右派分子頭目”。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文革”確實成了第二次“反右派運動”。與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一九五七年主要是整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雖然也涉及黨內“右派”），而這一回的重點則是整黨內的“右派分子”，尤其是黨內當權的“右派分子”。
“反右派運動”清除了民主人士中的“右派”，“文革”則著力於清除黨內的“右派”。
如果說，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是中國向“左”轉的轉折點，那麼，“文革”就是中國向“左”的“大躍進”。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是“文革”的預演。沒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運動”，也就不會有一九六六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這叫七八年來一次！
請讀一下毛澤東在“文革”伊始，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西方的一個山洞”裡寫給江青的信中，有一段這樣的話：
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後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後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麼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 ①
這裡，毛澤東把“文革”的使命說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全黨全國基本上打倒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用的就是毛澤東這封信中的一句話作為標題。
毛澤東在這封給江青的信中，還這樣詳細論述了一旦“右派當權”的形勢：
也許在我死後的一個什麼時機，右派當權之時，由他們來公開吧！他們會利用我的這種講法去企圖永遠高舉黑旗的，但是這樣一做，他們就要倒霉了。中國自從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有些地區（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機關（例如北大、清華），盤根錯節，頃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①
《十六條》中所提出的“文革”的任務是“要充分揭露，要鬥倒，鬥垮，鬥臭”那些幹部中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其實也就是根據毛澤東給江青的這封信的精神寫的。後來毛澤東考慮到這“右派分子”一詞會與原先的那些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混同，於是改用“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詞，雖說兩者的含義是一樣的。
在“文革”中，揭發出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不論其數量還是級別，都遠遠超過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不僅在一九五七年曾積極投身於“反右派運動”中的吳晗、老舍等等成為批鬥對象，就連劉少奇、鄧小平，都成了中國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亦即最大的“右派”。
毛澤東曾說，他實行“剝筍政策”。在一九五七年，他剝去了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在“文革”中，則剝去中共黨內的“右派”。他還不滿足，還要七八年剝一次。他終於在一九七六年離世，也無法七八年再“橫掃”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