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曾把一九五七年的整風運動，分為四個階段：
“整風運動有四個階段：放、反、改、學。就是一個大鳴大放，一個反擊右派，一個整改，最後還有一個，學點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風細雨，開點小組會，搞點批評和自我批評。”
這四個階段，大鳴大放從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下達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開始；
反擊右派，從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 》開始；
到了十月，漸漸進入整改階段。當然，由於全國各地“反右派運動”的進度不一，所以轉入整改階段的時間也不一致。
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醒目報導：
《中央國家機關陸續轉入整改階段一周內貼出三百多張大字報掀起鳴放熱潮》
這表明這時中央國家機關已從“反右派運動”逐漸轉入“整改階段”。
十一月二日至二十一日，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蘇聯，出席“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慶典，並出席各國共產黨、工人黨莫斯科會議。
十一月十七日，毛澤東在莫斯科會見中國留學生、實習生時，談及了國內的“反右派運動”：
今年國內五月到六月是滿天烏雲，我們的方針是硬著頭皮頂住，讓右派罵。他們罵共產黨是王八蛋，共產黨不能領導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成績少錯誤多。我們把它都登在《人民日報》上了。我們還給機關學校下了指示：硬著頭皮，別開口。國內貼了許多大字報，你們這裡沒貼吧！北京大學貼了幾萬張，《人民日報》是“小字報”。好，鳴放就鳴放，到人民面前去報賬，讓人民去討論。右派打垮了……
在“整改階段”，著手對“右派”的組織處理。這表明“反右派運動”已進入尾聲。
十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國家機關黨委《關於目前反右派鬥爭和轉入第三階段的情況與問題的報告》。報告說，中央國家機關的反右派鬥爭已進行了四個月，據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四日統計，共發現右派分子四千八百三十七名，佔參加運動總人數的百分之二點七五，其中：右派骨幹分子八百二十八名，一般右派分子四千零九名，黨員右派為七百五十四名。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曾這麼說及“右派”的處理：
“章伯鈞的部長怎麼樣呀？部長恐怕當不成了。右派當部長，人民恐怕不贊成吧！還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來是人民代表，現在怎麼辦？恐怕難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當人民代表了。”①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統戰部在十二月召開了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提出了對一百多位著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的處理意見，內中，絕大部分撤職或降職。
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意見的基礎上，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一屆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 《決定》指出，在反右派鬥爭中，共揭發出一屆人大代表中的右派分子共六十二人。經中共中央決定，內中五十三人由原選區的人民代表大會撤銷其代表資格。
一九五八年一月，中共中央統戰部又會同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組織部一起研究，選擇了九十六位知名的“右派分子”作為“標兵”，寫出了《對一部分右派分子處理的初步意見》，上報中共中央，轉發全國各地，以作為“樣板”，供各地處理“右派分子”參照。
這九十六人中包括：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章乃器、陳銘樞、黃紹竑、龍雲、曾昭掄、吳景超、浦熙修、劉王立明、陳仁炳、彭文應、沈志遠、彭一湖、畢鳴岐、黃琪翔、張雲川、謝雪紅、王造時、費孝通、錢偉長、黃藥眠、陶大鏞、徐鑄成、馬哲民、潘大逵……
在這九十六人之中，絕大部分撤職降職，有的開除公職，有的送勞動教養，有的被監督勞動，只有兩人免於處分。
當年一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各民主黨派分別召開會議，紛紛作出決定，撤銷那些被劃為右派分子者的職務。
一月二十九日，國務院作出決定，免去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的部長職務，並將這一決定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一月三十一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這一決定。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河南省委的請示，規定：鄉、（區）級整風，不進行反右派鬥爭。
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講話，談及對右派的政策。他說：
“對右派的批判必須嚴肅、深刻、全面，處理要比較寬大。寬大無邊當然不好，但要留一條路讓他們走，使他們有可能回到人民的隊伍裡來。”
二月一日，毛澤東主席發布命令，撤銷龍雲國防委員會副主席職務和黃琪翔的委員職務。
三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對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進行工作的意見》。這一文件指出：
在對右派分子作了組織處理之後，對他們應該有計劃地進行教育工作，以進一步分化和改造右派，更好地爭取中間分子。
一、對他們進行經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交代政策，指明前途；消除他們的抵觸情緒，批判其錯誤態度，推動和幫助他們接受改造；
二、對於右派分子，除實行勞動教養，監督勞動或勞動察看外，一般應該按照他們新的職務給以適當的工作；
三、應該按照他們新的職務和級別，給以相應的生活待遇。對於個別生活上確有困難的，可以酌給臨時補助。在政治待遇上，讓他們參加某些應該參加的會議和政治理論學習；閱讀可以讓他們閱讀的文件。但對於某些公開出面的政治活動，凡是會在群眾中造成錯覺或造成他們的政治資本的，不要讓他們參加。
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於黨外右派分子處理報批手續的通知》。
這一《通知》規定：
一、原任副省（市）長、自治區副主席，省、市、自治區政協副主席中的右派分子，其處理應報中央審批。
二、右派分子兼任全國人民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等職務的撤消或者保留，由省、市、自治區黨委提出意見報中央批准或者由中央決定。
三、對九十六名標兵中的右派分子，在處理上如有原則變動，應當報中央審批；如果只是輕重程度上的改變，即由省、市、自治區黨委決定。
四、省（市）、自治區人民委員、政協常委中的右派分子，均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中央所規定的處理原則和標準自行決定，報中央備案，不必事先請示中央。其他的黨外右派分子（副廳、局長級以下）即由你們自行處理。
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正確處理中小學教師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問題的指示》。
《指示》規定，要把中小學教師中右派分子的大部分（大約百分之七十左右）調離學校另行安置，或者將其中有教學能力而又願意悔改的，調到教師人數較多和黨的領導較強的學校去任教，以觀後效。
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資本家要求參加勞動、放棄定息和降低高薪問題的通知》，明確指出：定息延長為七年，是毛澤東主席一九五六年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宣布的，現在才過兩年，不宜有所改變。
運動中套著運動。在整改之中，又開展一場新的運動，名曰：“雙反運動”。
所謂“雙反”，即反浪費，反保守。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下達了《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這樣，就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雙反”運動。
隨著“雙反”運動的開展，那“反保守”被引導到反對“反右派運動”中的“保守思想”。於是，全國又進行了一場“反右補課”。許多人在“補課”中被“補為”“右派”。
傅雷先生就是在“反右補課”中，被“補”為“右派分子”的。
現任上海市文聯黨組書記的李倫新先生告訴筆者，那時他還是小伙子，在共青團上海市委工作，便是在“反右補課”中，坐上“末班車”，被“補”為“右派”。他說，在“反右派運動”中，他還忙著批“右派”呢。做夢也沒有想到，在“反右派運動”結束的時候，把他“補”為“右派”！
不過，由於他畢竟問題最“輕”，一年後，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時，內中就有他。所以，他成了最晚的“右派”、最早的摘帽者！ ①
緊接著，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又下達《關於整風問題的指示》，指出整風運動要逐漸轉入第四階段，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以前基本結束整風運動。
這一《指示》指出：
一定要把整風運動堅持到底，不能虎頭蛇尾。各地區、各部門，在目前的“雙反”運動告一段落後，應當及時地轉入整風的第四階段，即閱文件，個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階段。千萬不能把這個階段滑過去。這樣，才能進一步鼓起幹勁，打掉官風，實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糾正工作上、作風上、制度上的缺點和錯誤，從目前情況看來，一般地區的整風運動，應當在六月底以前基本結束，如果某些地區、某些部門有必要延長整風時間，也可以適當延長。
《指示》還指出：
為了有力的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區、各部門應當選擇適當時機，召開右派分子會議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參加會議，由負責同志作報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並且要組織右派分子加以討論。對於右派分子還應當注意分別進行工作，以便根據個人的不同情況，有拉有打，爭取分化他們，並且督促他們徹底悔改。
“反右派運動”的最後一仗，是在當年四月。筆者所在的北京大學，貼滿了批判校長馬寅初的大字報。大字標語上寫著：“馬老，究竟屬於哪個馬家？”那是批判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所謂“哪個馬家”，是指馬克思還是馬爾薩斯？康生指出：“馬寅初的問題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右派向黨進攻的政治問題。”於是，對於馬寅初的批判，成了“反右派運動”尾聲中一個強音符。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上，浙江、甘肅、安徽、雲南、廣西、青海、河北、廣東、新疆、河南、山東等省和自治區的代表，在發言中都匯報了在本地區對黨內的“右派分子”、“右派集團”、“反黨集團”鬥爭的情況。到了六月底，“反右派運動”大體上畫上了句號。
“反右派運動”的惡果，便是導致中國向“左”轉：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社論中，第一次發出號召，“來一個大躍進”。
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批判“右派分子”張奚若道：“任何一個階級都是好大喜功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是正確的。”
於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的“凱歌”便響遍中國，“三面紅旗”高高飄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