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沙文漢相比，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的命運更為悲慘——他竟死於“反右派鬥爭”！
楊思一有著每天記日記的習慣。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三日，他正與沙文漢一起，在北京出席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他在這天的日記中寫道：
浙江小組為了配合家裡對宋雲彬、李士豪的鬥爭，對宋、李也作了批評鬥爭。但當我們開始看到《浙江日報》登載宋、李的右派言行時，思想上有很大顧慮與懷疑，懷疑將宋作為右派頭子、李作為右派來打擊是否適當？因此猶豫動搖了幾天。在這一點上，沙與我的毛病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沙的懷疑心比我更大些。他怕打不准將來被動，因此曾主張批評時不要引用《浙江日報》上登的材料，關照新華社暫時不要登載宋、李的材料。後來我感覺家里斗開了，我們不配合不行，下決心鬥了再說，暫不戴右派帽子就是。譚也推動了我們，這才下了決心。 ①
這裡提到的宋雲彬、李士豪，如上所述，都是浙江的“右派”的“頭面人物”。 “沙”，即沙文漢。後來，楊思一被劃入“右”冊，也與他所謂“包庇”宋雲彬、李士豪有關。
楊思一在“反右派鬥爭”中病倒。但是，柯慶施卻下命令：“不會走，抬了來”！楊思一的妻子章文君是這麼回憶的：
到一九五七年十月，省四級幹部大會召開了，黨內“反右派”鬥爭進入高潮。這個會議持續了很長時間。在大會召開前半個多月，思一同志因心髒病、高血壓先後發作住院。但他關心大會將開，病還沒好，就匆匆出院回來參加會議。幾天后，眼底又出血，只得在家裡，天天聽取秘書對會議情況的匯報。會議的氣氛一天比一天緊張，聽說柯慶施同志宣布：“有病住院的也要來參加，不會走，抬了來。”思一同志被迫抱病出席會議。這時，他一直在發低燒。
楊思一的妻子章文君這樣回憶楊思一之死：
終於到了那個我永遠忘不了的十二月十七日晚上。那時，思一同誌已經把兩套勞動服裝和好幾本馬列主義著作，連同其他衣物，裝在兩隻大網籃裡，準備帶到農村去勞動改造。我知道他善於也喜歡和農村的群眾相處，也不怕什麼艱苦，只是他的身體這樣瘦弱，心靈上又受到這麼大的創傷，使我十分擔憂。他卻平靜地對我說：“我們倆要暫時分開幾年了。三五年後我可以上北京去，把我的問題向中央說清楚。”
這天晚上，我叫他早一點睡覺。無意中我們發現西窗外附近的小土坡上，在我們家和主要負責人之間，新設了一個崗哨。這大概是怕我們亂來。思一同志搖搖頭，自言自語地說：“我楊思一還不至於這樣吧！”那晚，他學習到十點多才上床。
大約十二時左右，我迷迷朦朦地聽到一陣“踢嗒踢嗒”的腳步聲。抬起頭來，只見思一同志整個身子直挺挺地貼著房門旁的牆壁，雙腳卻在原地踏步，好像要找廁所卻找不到門似的。他渾身發抖，不時噁心，雙手捧著腦袋，非常疼痛的樣子。我連忙把他扶上廁所，又扶回床上躺下。他難受地反复低聲哼著說：“我看不見了，看不見了……。”後來大約是自知情況不好，他又斷斷續續地說：“你們……要聽黨的話！……聽黨的話……。”
醫院的電話死也打不通，孩子們又都年幼幫不上忙，眼睜睜等到天明，才把他送進浙江省第一醫院。醫生診斷為腦溢血。那時，他已深度昏迷，失去知覺，話也不會說了。稍稍清醒時，只看到他痛苦地一邊喘氣，一邊流淚。昏迷了三天，到二十日下午，思一同志終於停止了呼吸。這個在對敵鬥爭中英勇無畏，在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中艱苦奮鬥、廢寢忘食的共產黨員，沒有被敵人的砲彈奪去生命，也沒有被糖衣砲彈打中，卻受到黨內錯誤思想、殘酷鬥爭的危害而含冤辭世。我為失去了革命的伴侶而極度悲痛！
除了沙文漢之外，在“反右派運動”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黨內“右派”還有：
潘復生：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候補委員，河北省政協主席。
孫作賓：青海省省長，中共青海省委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
孫殿才：甘肅省副省長。
歐百川：貴州省副省長，全國人大委員。
陳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
李世農：安徽省副省長。
王漢：監察部副部長，中共八屆紀律檢查委員會候補委員。
曾彥修：筆名嚴秀，人民出版社副總編兼副社長。
值得提到的是，在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之中，有五千多人被劃為“右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