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運動”中，在“反溫情”聲中，揭發出來的最大的“黨內右派”，要算是浙江的沙文漢了。
沙文漢是浙江省省長，中共浙江省常委。除了沙文漢之外，在浙江同時被揭發出來的“黨內右派”還有：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長楊思一；
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彭瑞林；
中共浙江省委委員、省委財貿部部長孫章錄。
沙文漢的妻子、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陳修良，也被打成“右派”，成了一對“黨內右派夫妻”。
筆者在一九五七年秋進入北京大學時，同班有一位個子高高的女同學，叫沙尚之。她沉默寡言，臉上幾乎看不到笑容，而成績卻很優秀。後來，我才知道，她便是沙文漢之女。她算是不幸中有幸，她在報考北京大學時，父母都還沒有出事。倘若晚一兩個月，她成了“右派子女”，那恐怕就和北京大學無緣了！
沙文漢，一個資深的中共黨員。他早在一九二五年，年僅十八歲，便加入中共，比丁玲、比馮雪峰都早。
沙文漢是浙江鄞縣塘溪鄉沙村人氏，父親是務農的中醫，三十九歲那年撒下五個兒子離世。這樣，沙氏五兄弟在寡母的撫養下，在艱難中長大。
沙文漢排行第三。長兄沙孟海，原名沙文翰，以書法見長，他曾擔任國民黨政府教育部部長朱家驊的秘書多年。蔣介石欲修家譜，也曾要他主筆。他甚至擔任蔣介石的秘書。雖說沙孟海在“曹營”做事，卻在暗中接濟他的弟弟們——這些弟弟，全都站到了中共的紅旗之下。
老二沙文求，和沙文漢同年加入中共。一九二七年，沙文求擔任共青團廣州市委秘書長。在中共發動廣州起義時，任共青團廣州市委少先隊總隊長。在起義失敗後被捕，於一九二八年被殺於廣州黃花崗，年僅二十四歲。
老四沙文威，後來改名史永，也是中共黨員，多年從事地下工作。後來出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
老五於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在延安整風審幹中，被誤為“特務”，精神失常而死。
沙文漢本名沙文舒，做地下工作時化名張登，解放後才用沙文漢這名字。他多年從事地下工作。一九三七年四月，當馮雪峰出任中共上海臨時工作委員會書記時，沙文漢便是宣傳部部長。
在初版本出版之後，我接到我的朋友孫恆誌的電話，說是正在上海華東醫院住院的陳修良希望約我一談。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我在華東醫院見到了八十九歲高齡的陳修良。她的記憶力很不錯，身體也還好，一口氣跟我談了兩個多小時。她告訴我，她買到一書，讀後感慨萬千。一買到此書，就先讀了關於沙文漢的一節。她說，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事，已經將近四十年，這本書第一次詳細地寫了此事，她特別高興。
陳修良，生於一九零七年，也是資深的中共黨員。一九二五年，十八歲的她便已經成為寧波的學生運動領袖。她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她在莫斯科留學時，與楊尚昆、陳伯達是同學。回國後，她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她曾任中共南京地下黨市委書記。
陳修良對筆者說，在她的一生中，兩回當“右派”。頭一回是在蘇聯，她因為反對左傾機會主義，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就是“右派”；第二回，則在一九五七年。
陳修良說，一九五七年，她在九月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到了十二月，沙文漢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陳修良被打成“右派分子”，是由於她在一九五六年七月召開的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言，反對“以黨代政”。陳修良舉了一個很生動的例子：浙江農村開路條，也要蓋上鄉黨支部的圓印子。那時，鄉政府用的是方印子。所以，老百姓都說“方印子不如圓印子”。她以為，“黨”與“政”應該分開，該用“方印子”的地方，不該用“圓印子”。
陳修良遭到了批判，稱她“五毒俱全”。這位中共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甚至被戲稱為“牛克思”。這“牛克思”有兩層含意：一是說她非“馬克思主義者”；二是貶斥這位宣傳部部長只會吹“牛”。
陳修良說，她是中共多年的老幹部，在政治上是“獨立的人”。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把她打成“右派分子”之後，卻硬要把她和沙文漢扯在一起，說她是沙文漢進行“反黨活動”的“先鋒”。
後來，陳修良才明白，把她打成“右派分子”，是為了打沙文漢的“外圍”。
終於，浙江省“反右派運動”的火力集中到沙文漢身上。
對於沙文漢的批判，最初也從批判他一九五六年在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開始。陳修良把中共浙江省第二次代表大會秘書處在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印發的《沙文漢同志的發言》交給筆者。她說，這份發言是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主要“依據”。
作為浙江省的省長，沙文漢在發言中強調了不能以黨代政。沙文漢說：
現在我們的作法，由黨委來包攬政府機關許多的行政事務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機關的工作都拿到黨內來決定的作法，顯然已落後於形勢的發展，既妨礙了黨在重大問題上的研究與領導，也使我們的政權機關的實際內容機械、空虛，不能適應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
沙文漢建議：
統一黨內對政權機關職能、工作的認識，包括政權機關有獨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衡統一領導組織，是否就是鬧獨立鬧分散，妨礙黨委工作等等在內，進行認真的研究和討論。
沙文漢以為：
政府機關怎樣在黨委統一領導下擔負起它所應該擔負的責任，哪些工作應黨委做，哪些工作應政府辦，尤其是黨委的部門如何監督政府的同種工作部門，二者之間關係如何擺法，並使之少重複，少扯皮，而各能盡其職責，發揮它的作用。在這方面我們還都沒有經驗，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積極來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經過相當時期後，召開會議來解決這個問題，或者把這個問題列到體制會議中作為一個專門的重大問題來解決也可以的。因為政府工作問題中，除了前述這些問題之外，也還有上級集中過多，下級權力太少，條條規定得太死，塊塊沒有機動餘地等問題存在。
沙文漢還就黨內發揚民主問題，談了自己的見解：
的確，我們黨內民主是太少了，由於缺少這個寶貴的要素，這就使我們黨內上下之間和同志們相互之間存在著許多不應有的隔閡，壓抑了黨員的積極性，嚴重地損害了群眾路線的原則，使集體智慧不能很好發揮。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工作上要不犯錯誤是不可能的。
沙文漢還說：
我們過去錯誤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實際上不承認集體的馬列主義水平，大大的高於我們自己的水平，就是沒有把健全黨的生活，發揚黨內民主看作是提高黨的領導水平，調動全黨積極性的重要關鍵。同志們對前屆省委的各種各樣的批評以及對將來省委的要求，都歸結到要加強黨內民主生活（包括集體領導在內），反對驕傲自滿，主觀主義、脫離群眾的領導作風，這是完全正確的。
沙文漢的這一發言，被扣上兩頂大帽子：反對以黨代政，被說成“篡黨奪權”；
加強黨內民主，被說成“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也真巧，陳修良在大會上所說的“圓印子”、“方印子”，也是關於不能“以黨代政”的問題。這樣，陳修良也就被列為沙文漢“反黨集團”的成員。
筆者問陳修良，沙文漢被劃入“右”冊，是否與一九五五年的“潘漢年事件”有關？
陳修良說，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時，沙文漢和潘漢年有著諸多工作上的聯繫。潘漢年在一九五五年被誣為“內奸”，也就牽連到沙文漢。當時，有人曾說，不僅有“上海的潘漢年”，而且還有“浙江的潘漢年”。不言而喻，這“浙江的潘漢年”，指的就是沙文漢。雖說沙文漢當時還在做浙江省省長，但是已被打上個問號。
這樣，在一九五七年抓住他的一些言論，趁“反右派運動”之機，把他打成了“右派”——雖說在打成“右派分子”時，只是批判沙文漢的“右派言論”，並沒有提“浙江的潘漢年”。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屆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作出《關於開除右派分子沙文漢、楊思一、彭瑞林、孫章錄黨籍的決議》：
代表大會一致認為這是浙江黨組織內一場兩條道路的原則鬥爭。這場鬥爭的勝利，對於鞏固和純潔黨的組織，加強全省各級黨組織在中央統一領導之下的堅強團結，增強黨的戰鬥力，具有極為重大的歷史意義。
會議揭發的材料說明：沙文漢和楊思一兩人已經完全墮落成為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在今年春天大鳴大放期間，沙、楊兩人和黨內外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親如兄弟。沙文漢積極支持右派分子宋雲彬、李士豪、陳修良等對黨的猖狂進攻。楊思一同李士豪的關係極為密切，多方掩飾李士豪的反動面貌。在反右派鬥爭中，沙文漢、楊思一兩人又狂妄地抗拒中央的方針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計地包庇宋雲彬和李士豪，破壞反右派鬥爭，並且在事後還多方掩飾，拒不交代。會上揭發的材料說明：沙文漢、楊思一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貫的。在一九五六年浙江省第二屆黨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期間，他們就結合在一起，惡毒地向黨進攻。沙文漢在那次大會上宣揚資產階級的政權觀點，誣衊我國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對黨對政權工作的領導，並且支持以黃源為首的文藝界反黨集團的資產階級文藝路線。楊思一除了積極支持沙文漢的反動的政權觀點以外，還捏造事實，惡毒地否定全省幾年來的工作成績，歪曲黨內生活真相，自吹一貫正確，冒充群眾代表攻擊黨的領導。在肅反運動中，沙、楊兩人對黨的肅反政策也心懷不滿，楊思一併污衊肅反五人小組違反黨的組織原則。代表們還一致指出，楊思一幾年來一貫堅持地方主義宗派主義立場，在黨內拉攏一部分人，打擊一部分人，甚至發展到在省委常委內部劃圈圈，處心積慮地製造黨的分裂……
陳修良和沙文漢被先後打成“右派分子”，一直瞞著正在北京大學上學的獨生女沙尚之。他們怕十八歲的女兒承受不了這麼大的打擊。後來，《人民日報》登了批判陳修良、沙文漢的文章，沙尚之這才終於得知父母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悲劇。
陳修良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下放”到浙江嘉興農村當農民。
沙文漢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還算掛了個“浙江省政協委員”的空銜。他在萬分鬱悶之中，埋頭於研究中國古代史。他寫出《中國奴隸制度之探討》一書。
精神上的折磨，使沙文漢病倒。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沙文漢死於肺氣腫，年僅五十五歲！
陳修良的“右派”冤案，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得以平反。
沙文漢的“右派”冤案，在一九八零年得以平反。隨著潘漢年冤案的平反，在一九八二年，沙文漢在地下工作中的貢獻也得到了充分的表彰。他晚年所寫的《中國奴隸制度之探討》一書，也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