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匯報》社是“反右派運動”中新聞界的“重災戶”。在《文匯報》社諸多的“右派”之中，梅朵和姚芳藻成了一對“右派夫妻”。
當年的姚芳藻，三十歲，共青團員，也是一位活動能力很強的新聞記者。她當時和梅朵都在《文匯報》北京辦事處工作。梅朵是《文匯報》編委，姚芳藻是記者。
一九五七年四月九日，《文匯報》醒目地發表《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同志答本報記者問》，還鄭重其事地配發了社論《讀周揚同志答本報記者問》。這位“本報記者”，便是姚芳藻。
姚芳藻向周揚提出了這麼五個頗為敏感的問題：
一、自從去年黨中央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政策以來，在學術界、文藝界有什麼重要收穫？
二、你覺得在這幾個月中“百花齊放”是不是放得夠了？ “百家爭鳴”是不是鳴得夠了？如果不夠的話，你以為什麼阻礙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政策的貫徹執行？
三、你對陳其通等四同志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有什麼意見？對文藝版評論員《電影的鑼鼓》一文有什麼意見？批評這些文章，對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有什麼意義？
四、你對我報所進行的電影問題討論有什麼意見？
五、你認為應該怎樣進一步開展“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使科學、文藝更加繁榮起來？
據姚芳藻告訴筆者，在當時，幾乎沒有記者去採訪領導，所以她去採訪周揚，向他提出眾所關注的五個問題，一下子就成了“大新聞”，報社也就配發了社論。 ①
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文匯報》年輕的女記者姚芳藻的干勁和魄力。
在“反右派運動”開始之後，批判的浪潮很快就朝這位年輕的女記者襲來：
《文匯報》上關於電影的討論，最初是姚芳藻出的主意。又是她和《文匯報》副總編輯唐海一起去看望鐘惦棐的。所以鐘惦棐的《電影的鑼鼓》一遭到批判，馬上就牽涉到她；
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也涉及到她。一九五七年八月七日《人民日報》發表《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一文，內中就有一大段涉及姚芳藻——五月底，陳企霞派柳溪去找姚芳藻。六月六日姚芳藻寫成《作家們的竊竊私語》（未能發表），要把一九五五年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批判丁、陳問題公開報導。七日，姚芳藻又和浦熙修一起去訪問丁玲；
就連武漢批判姚雪垠，也涉及姚芳藻。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報》報導，姚雪垠和“右派分子彭子岡、姚芳藻、梅朵、蘇金傘等過往頻繁，交流反黨的'內幕新聞'，並到處傳播謠言”。
……
正因為這樣，《文匯報》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發表報導：
《充當文藝界反黨集團的急先鋒姚芳藻公然煽動黨員叛黨配合丁玲、鐘惦棐、唐祈等分路向中央宣傳部進攻》
報導稱，“姚芳藻在鳴放期間，不但積極充當了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馬前卒，而且與文藝界其他右派分子吳祖光、鐘惦棐、蕭乾等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姚芳藻的丈夫梅朵，向來有著“沒法躲”的雅號。梅朵有著一股子韌勁，他向哪位作家約稿，非要約到手不可，所以作家們稱他為“沒法躲”。
這位《文匯報》的熱情編輯、電影評論家，在一九五七年，卻“沒法躲”掉那厄運。
一九五七年九月七日，《文匯報》發表報導：
《在文藝界呼風喚雨向黨進攻梅朵是陰險的兩面派將丁陳集團黑線牽入本報並為反革命分子胡風喊冤抱屈》
報導說：
本報北京辦事處在連續進行了兩個多月的反右派鬥爭中，已經初步查明：除了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這一條罪惡反黨黑線以外，最近又揭發了另一條來自文藝界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的黑線，牽線人是梅朵和姚芳藻。他們一方面把陳企霞的密友柳溪和丁陳反黨集團的積極支持者艾青這兩條線牽進來；另一方面又把受丁陳反黨集團走卒李又然積極支持的唐祈、呂劍那一條線牽進來。同時還和《文藝報》的黨內右派分子唐因、唐達成等相勾結。梅朵、姚芳藻在鳴放期間與這些文藝界的黨內外的右派分子八方串連，成為文藝界右派分子中的“紅人”，而且直接參與了他們的反黨陰謀活動，其總目標是進攻黨的文藝領導。
這麼一來，梅朵和姚芳藻夫妻雙雙“沒法躲”，都成了“右派”。
姚芳藻畢竟年輕，沒有什麼歷史老賬可算，她被調回上海，到奉賢、寶山等郊縣農村勞動了一段時間。然後回到報社處理讀者來信，只是不能再做記者了。她在一九六零年摘去“右派”帽子。
梅朵的遭遇比姚芳藻要慘得多，他受到“勞動教養”。先是到北京郊區清河勞動，然後調到山西勞動，甚至到陽泉煤礦挖煤……
直至“文革”結束，這對“右派夫妻”的苦難才畫上了句號。
梅朵又成了“沒法躲”。他出任《文匯月刊》主編，一口氣編了一百多期。一位位作家“沒法躲”，為《文匯月刊》寫了作品。
姚芳藻也重操舊業，依然那樣敏銳而潑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