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紙素有“喉舌”之稱。新聞出版界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
在一九五七年，各級黨報因有中共內部指示，知道“陽謀”，故在大鳴大放中穩坐釣魚台。內中也有令人忍俊不禁的真實的政治笑話：《中國青年報》在轉載那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竟然把關鍵性的一句，即“有人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印成了“我們說，這是陰謀”！這是因為《中國青年報》的夜班編輯從未聽說過“陽謀”一詞，以為是錯別字，改成了“陰謀”，為此犯了“嚴重政治錯誤”。 《中國青年報》社不得不作檢討……
在“陽謀”中上當的，是那些“民間報紙”，即《文匯報》、《光明日報》和上海的《新民報》。
《文匯報》首當其衝，因為毛澤東為《人民日報》寫的兩篇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和《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都是衝著《文匯報》而來的。
在《文匯報》社，除了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中已經點名的“能幹的女將”浦熙修之外，最大的目標要算是《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的徐鑄成了。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的當天，徐鑄成還在那裡表示“要與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呢！翌日，《文匯報》發表這樣的報導：
《民盟文匯報支部聲斥章伯鈞等要求民盟中央表示態度徐鑄成等嚴正指出要與右派分子劃清界限》
報導寫及徐鑄成的發言：
徐鑄成說：“對民盟中央和民盟上海市委的一些人如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新桂、陳仁炳等的荒謬言論，我們是決不能容忍的。從史良同志的發言裡可以看到，有些人的幕後鬼影憧憧，不知在搞什麼陰謀詭計，我完全同意史良同志的發言，要求民盟中央與右派分子劃清界線，同時也要求民盟市委揭斥右派分子的謬論。我們參加民盟組織，是要求改造自己，堅決跟黨走，走向社會主義。”
對於《文匯報》在這一時期所犯的嚴重錯誤，徐鑄成也在會上作了檢查，他說：“《文匯報》從來就是在黨的領導下成長和發展的一張人民的報紙。過去一個時期，由於我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點，使報紙犯了方向上的錯誤。《人民日報》編輯部的文章和《解放日報》、《新聞日報》的文章，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使我深刻認識到，辦報必定要端正立場觀點，如果在思想上脫離黨的領導，就會發生嚴重的錯誤。”
這時的徐鑄成，還算顯得輕鬆。內中的原因是大鳴大放期間徐鑄成擔任中國新聞記者代表團團長訪問蘇聯四十四天，《文匯報》由第一副總編、中共黨員欽本立負責，所以徐鑄成只是檢查自己的“資產階級新聞觀點”而已！
漸漸地，批判徐鑄成的火力加強了。七月一日，《文匯報》發表報導：
《本報工作人員列舉事實揭露徐鑄成錯誤言行對抗黨的領導堅持資產階級辦報方針》
雖說所“揭露”的徐鑄成“錯誤”言行不少，但是畢竟行文之中註意與“本報右派分子浦熙修”有所區別。
不過，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所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給了徐鑄成以致命的打擊。七月四日，《文匯報》編輯部在所發表的《初步檢查》中，用了一節專門批判徐鑄成：《徐鑄成事事抗拒黨的領導處處同儲安平競賽誰更右》。
徐鑄成已落到跟儲安平相提並論的地步！
不過，那時的批判會，對浦熙修和對徐鑄成的提法仍有所區別：對浦熙修是說“批判浦熙修反黨罪行”，而對徐鑄成則提“批判徐鑄成錯誤言行”。也就是說，浦熙修已成了“打倒對象”，而徐鑄成尚處於“火燒”階段……
徐鑄成乃上海著名老報人。他是江蘇宜興人氏。一九二六年，十九歲的他考入北京清華大學。很偶然，他見到天津《庸報》的一則徵文啟事，徵求小說：要么長於五千字，但是故事發生的時間越短越好；要么短於五百字，但是故事發生的時間越長越好。
徐鑄成對這則要求奇特的徵文啟事發生了興趣，寫了一個只有四百五十字而時間跨度很大的故事寄去，竟得了第一名！從此，他對寫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最初，他是從報社的練習記者開始，後來當上《大公報》總編輯和《文匯報》社長兼總編輯，是一位出身“行伍”的文“將軍”……
本來，徐鑄成才思敏捷，寫作新聞報導倚馬可待。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他寫起檢查來，卻常常每晚抽兩包煙，還寫不出一個字來！
他曾回憶當年挨鬥的情形：
到深夜，只能自己胡亂上綱，湊寫成篇（引者註：指寫檢查）。到睡到床上，輾轉難眠，每晚必出幾身冷汗，汗衫透濕。入睡至多只有兩小時。嘴裡發膩，吃不下東西，飯菜到喉頭就卡住了……
當時（在北京）鬥我的戰場，主要有二，一是人大廣州小組（我是廣東選出的代表），一是全國“新協”（引者註：即新聞記者協會）召集的會議。上午在人大小組，“火力”不大，很多代表只是照例“表態”。主戰場在“新協”，每天下午一場，而且每次批鬥後，主持會議的必說：“這次交代不老實，明天繼續批鬥，浦熙修、徐鑄成要端正態度，老老實實徹底交代。”
一個多月的批鬥“持久戰”到了七月底才結束，身為“新協”主席的鄧拓同志一次也沒有參加。我於七月三十一日乘車回滬。鄧拓同志還關照唐海同志一路陪著我，大概是怕我尋短見罷。
八月一日傍晚回到上海。不久，又由上海“新協”出面，召開了會議，又展開了疲勞戰術，要我交代“罪行”，檢查根源，大概共開了四次大會，三次都被主持者說是沒有觸及政治問題，態度不老實。到第四次交代時，我把他們所提的批判和暗示都寫了上去，大概算是“老實”了，不再開會窮追猛打了。 ①
經過這樣的七鬥八斗，徐鑄成總算寫出檢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文匯報》發表了徐鑄成的長篇檢查《我的反黨罪行》，編者在按語中便直呼“右派分子徐鑄成”了！
徐鑄成的長篇檢查，由《文匯報》編者為之加了一連串小標題。開列一下小標題，便可知其大概了——
一、復刊以後，特別是五月以後的嚴重反黨罪行：
民盟《文匯報》右派系統的形成；
污衊黨員企圖獨立為王；
堅決抗拒市委指示，排擠黨團員和進步同志；
破壞編委會集體領導，調兵遣將到處點火。
二、反動思想的歷史根源：
和反動派交往密切，惡毒污衊人民革命事業；
無恥地以“進步人士”自居，爭地位，鬧情緒；
貫徹自己反動意圖，對黨恩將仇報。
三、和章羅及其他民盟右派分子的關係：
接受章伯鈞、羅隆基指示，訂出反黨宣傳綱領；
勾結民盟市委右派頭目，向三家黨外報紙進攻；
同宋雲彬沆瀣一氣，借龍泉事件大做文章；
同傅雷密商許多問題；
妄想成為輿論界權威，推翻黨的領導。
就在徐鑄成被打成“右派分子”之際，一樁並未見報的新聞不脛而走，震驚了《文匯報》社，震驚了上海！
那是在批判徐鑄成時，有人說：“徐鑄成也成了'右派'，我想不通！”言罷，此人立即受到圍攻。他氣憤不過，走出會場，跑上屋頂，跳了下去，當即身亡！
他叫梅煥藻，《文匯報》社長辦公室秘書。梅煥藻英文很好，曾長期擔任《大公報》駐印度記者。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擔任《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的秘書。由於後來《大公報》從上海遷往北京，他仍希望留滬工作。經徐鑄成懇請，出任《文匯報》社社長辦公室秘書。
徐鑄成在一九五九年被列入第一批摘帽的名單，算是“不勝榮幸”了。
不過，作為“摘帽右派”，他在“文革”中又挨批鬥。 《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和《紅旗》雜誌這“兩報一刊”在“文革”中，曾兩度點了徐鑄成的名，稱“大右派徐鑄成把持的文匯報是中國赫魯曉夫最欣賞的報紙。”
直至一九八零年，徐鑄成才終於得以平反。
徐鑄成步入晚年，仍筆耕不輟。他曾說：“作為老記者，如果放下了筆，不'記'了，那就成了一個'老者'了！”
他已不能再為讀者奉獻新聞，他就寫“舊聞”，一口氣寫了十多本書，三百多萬字。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徐鑄成病逝於上海，終年八十五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