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藝術是姐妹花。在“反右派運動”中，文學劫難，藝術悲歌，姐妹花同遭霜凌。
“電影鑼鼓”是大鳴大放的前奏曲。在“反右派運動”中，“電影鑼鼓”自然成了“反擊”的重點。
毛澤東的著名論斷：“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個論斷一般來說是正確的。但是最忌絕對化，而在“左”風盛行之時，卻是最愛絕對化。
前面已經提及，這個論斷絕對化，用於《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曾使費孝通受到討伐——因為台灣的《海外》月刊在當時讚揚了《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同樣，這個論斷的絕對化，也使鐘惦棐遭殃——因為他的《電影的鑼鼓》，在當時被台灣所引用。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五日，《香港時報》發表了台灣大道通訊社所發的通訊《重重壓迫束縛下，大陸電影事業慘不堪言》。這篇通訊大量引用了鐘惦棐《電影的鑼鼓》中的材料，最後，這篇通訊寫道：
“身陷大陸的全體電影工作者，被迫害壓抑得太久了，現在居然敲起反暴的鑼鼓……”
這下子鐘惦棐糟透了！因為他的《電影的鑼鼓》，如今被台灣通訊社稱之“反暴的鑼鼓”，這還得了？ ！
於是，套用“敵人擁護”則“我們反對”的“公式”，鐘惦棐也就成了“我們反對”的對象了。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時，發出對鍾惦棐的嚴厲批判：
“共產黨裡也有右派有左派，中宣部有個乾部叫鐘惦棐，他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把過去說了個一塌糊塗，否定一切，這篇文章引起批評了，引起爭論了，但是台灣很賞識這篇文章。”①
毛澤東所說的“用假名字寫了兩篇文章”，一篇當然是指鐘惦棐以《文藝報》評論員名義寫的《電影的鑼鼓》；另一篇則是鍾惦棐化名朱煮竹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四日《文匯報》上所發表的《為了前進》。
毛澤東的話，一錘定音，一下子就把鐘惦棐打入“另冊”——雖說這時反右派的鑼鼓尚未敲響。
其實，鐘惦棐這位坐在紅牆裡的電影理論家，倒是頗有些來歷的。
他是四川江津縣人氏，生於一九一九年。一九三七年，十八歲的他，奔赴延安，入抗日軍政大學。翌年，加入中共。此後，他長期從事馬列主義文藝理論研究。
一九五一年初，鐘惦棐調入中共中央宣傳部，在電影處工作。這個電影處，只有兩名主要幹部，一位是鍾惦棐，另一位就是處長江青。
就在鐘惦棐進入中宣部不久，毛澤東發動了對於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這年六月，武訓歷史調查團從北京前往武訓故鄉山東進行二十多天的調查。這個調查團的臨時黨小組長便是鍾惦棐，而主要成員為江青和袁水拍。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報》連載了這個調查團所寫的《武訓歷史調查記》。此文是經毛澤東親筆修改後發表的，而文章的執筆者是鍾惦棐。
鐘惦棐曾這樣回憶起同赴山東進行調查時對江青的印象：
“此人是無法共事的，早晨起來是A調，到了晚上又升為B調，很難知道她的真實想法是什麼。而她的曲譜，總是和她的實際演唱能力相去甚遠。在山東時期，一路上不是指責這個，便是呵斥那個，事情卻涉及到文化部的一些領導人。一次我實在忍不住，便以黨小組長的身份和她談了一次，說'你有些意見還是回北京再談的好。和我們同來的有省委和聊城地委的同志，他們年輕，也不知道北京在文藝上的一些工作情況……'她頓時漲紅著臉說：'我考慮考慮你的意見'。第二天，才表了個態：'我接受你的批評……'而我從此多事了。”①
鐘惦棐是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初，得悉毛澤東對《電影的鑼鼓》的嚴厲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