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荒煤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的《從“密信”看鐘惦棐向黨的第二次進攻》一文中，揭發了鐘惦棐在四月十一日寫給天津何遲的一封信——也就是所謂的“密信”：
得手書，甚慰。三十八歲倒霉，似還不算很壞。如果六十歲，就會再使不上勁，就會（蓋棺）“論定”了。悲劇剛一開始，就結束，本身豈不正是最大的悲劇！
起居亦如往常，只是不寫文章了，一是忙——總得先把黨交給我做的工作做好，尤其是現在；二是不作檢討，其他的話就無從說起，而檢討，又不能是哭鼻涕……
這幾年我很糟糕，從不積蓄……這也是因為我沒有預計到會有這麼一天的緣故……日後如有翻身的可能，全聚德的賬當由我付。
這封信只署“知名不具”。鐘惦棐還加了一個註解：
“這是前幾天看《國慶十點鐘》時，從一個特務的署名學來的，不想現在居然用上了。”
鐘惦棐寫給何遲的信，陳荒煤怎麼會知道？顯而易見，陳荒煤的文章發表之時——一九五七年九月，何遲已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得不交出鐘惦棐寫給他的信。雖說這些信件本來只是鍾惦棐和何遲之間的個人通信，可是在一九五五年的反胡風運動中，已經開了惡例：私人信件被用作“反黨罪證”，並加上按語在報上公開發表。這麼一來，誰成了什麼“分子”，誰就得交出私人信件。
陳荒煤的文章，又揭發了鐘惦棐“不作檢討”，仍在“向黨進攻”。文章披露了鐘惦棐寫給上海周文博的私人信件。
鐘惦棐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寫給周文博的信中有這麼幾句話：
“上影的'衙門'和'保密'須密切注意，望你對此採取堅決進攻的方針。”
同年五月二十六日，鐘惦棐致信周文博說：
“許多人建議我們搞電影問題，說是三害在這里為最。我也正在考慮這事，盼你即刻和上海的電影界新聞人們交換一下意見：搞不搞，要搞，怎麼搞？”
二十七日又去信說：
“今天部裡開了全體會，同志們均對電影問題發生極大興趣，並且說：只要工作需要，大家願意'傾巢出犯'。而我的信心卻還不足，並表示，討論起來，我是不能掛帥的了。”
“明天，我們接受長影十多個演員的來訪……我簡直一說電影就有充血的危險！……”
甚至在《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之後的第三日——六月十日，鐘惦棐在給正在北京的周文博的信中還這樣寫道：
“……你在回來前，必須在電影方面撒下一個大網，以便日後好去抓他們。我很想急於知道：上海方面對電影問題的再提起態度如何？如果他們不能積極支持我們，半壁江山，也就完了。前線出擊，後繼無人，其尷尬你是可以想見的。”
在作了以上揭露之後，陳荒煤指出：
“這幾封信證明了，鐘惦棐是多麼急切、多麼堅決地企圖打起第二場電影鑼鼓來，好給他作翻案文章。因為他知道，對中央的批評，他自己是無法翻案的，只有再發起一場進攻，用以證明電影方面'三害為最'，就證明了他過去對電影事業的進攻是對的，也才可以為他所受到的批評'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