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是作家群集之處，“右派”也當然群集。
在北京和上海之外的作家之中，除了四川的流沙河“'右'名震全國”，那就要算湖北作家姚雪垠了。
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人民日報》發表報導：
《資產階級文藝復辟的道路不通姚雪垠的狂想破滅作協武漢分會揭穿了這個右派分子的一貫反動本質》
報導說，“中國作家協會武漢分會從八月五日至二十九日召開了七次座談會，揭發和批判了姚雪垠一貫反共反社會主義。”
批判姚雪垠，跟批判劉紹棠頗為相似，“要害”也是關於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需要“發展”的問題：
姚雪垠首先用所謂“發展”的觀點，企圖從根本上來否定毛主席的文藝方針。他說：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歷史條件在不斷變化，許多真理也要跟著發展。”並歪曲地說，“今天除了提到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外，也提到為知識分子服務。這就是發展。”企圖偷天換日地以“為知識分子服務”來代替“為工農兵服務”的根本方向。他誣衊執行毛主席的方針是“原地踏步走，背誦去年的皇曆。”姚雪垠攻擊毛主席提出的文藝批評的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的正確原則為“不僅是簡單的，而且是死的”，一個“總原則”而已，說“如果有人企圖拿著一個總原則認為是找到了萬能的鑰匙，隨便使用，他難免不跌進教條主義的泥坑。”從這一根本的反動前提出發，他把黨對文學事業的政治、思想的領導，誣衊為教條主義的統治。說什麼教條主義“上有領導，下有群眾，性的感冒，散佈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環境中。”因此，“作家在進行創作時，不能不縮手縮腳”，“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於是，姚雪垠以反對教條主義為幌子，進而提出了資產階級“百無禁忌”的文學自由的主張代替黨的文藝方針。 ①
對於姚雪垠的批判，除了武漢的《長江文藝》發表長文之外，《人民日報》也於一九五七年九月二日以半版篇幅發表《為資產階級文藝復辟鳴鑼喝道右派分子姚雪垠靈魂醜惡》。
劉紹棠年輕，無“老賬”可算。批判姚雪垠，當然也就算起他的“老賬”來了：從一九二九年算起，一直算到一九四九年！
於是，姚雪垠被劃為“極右派”。
在這最艱難的時候，姚雪垠把痛苦置之度外，埋頭於寫作。
他從一九五七年十月開始，姚雪垠寫《李自成》第一卷，至翌年八月完成。
一九六零年，姚雪垠“摘帽”。
雖說是“摘帽”了，他仍是“摘帽右派”。好不容易，總算在一九六三年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李自成》第一卷。
緊接著，“文革”開始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見到中共湖北第一書記王任重，對他說道：
“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我看過一半，寫得不錯。你告訴武漢市委，要對姚雪垠加以保護，讓他把書寫完。”
毛澤東的一句話，使姚雪垠在大動亂的“文革”歲月，得以寫《李自成》。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毛澤東在姚雪垠的信上，又一次作了批示：“同意他的創作計劃，給他提供條件，讓他把書寫完。”
在眾多的“右派”作家之中，姚雪垠算是例外的幸運。愛讀歷史小說的毛澤東，曾推薦過郭沫若關於李自成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曾多次談過要從李自成的失敗中汲取教訓。正因為這樣，他兩次指示要讓姚雪垠“把書寫完”，使姚雪垠得以完成長卷《李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