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向來有中國文學界的“半壁江山”之稱。上海有那位“好學生”柯慶施坐鎮，自然，文學界的“反右”炮火也很猛烈……
在本書第二章中，寫了一節《〈傅雷家書〉成了歷史的真實記錄》。確實，傅雷作為黨外人士，一九五七年春天在北京列席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時，親耳聽到毛澤東的講話，他“如坐春風”。
在大鳴大放中，傅雷確實很積極。不過，他向來是很謹慎的人，所以只是發表《增產節約的要點在哪裡？ 》①之類的文章。
在“反右派運動”開始之後，傅雷壓根兒沒有想到自己會被劃入“右”冊。傅雷在那裡批駁“右派”呢！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文匯報》發表了傅雷的《比一比想一想》一文。傅雷把解放後跟解放前一一對比，最後得出結論說：
“總之，不比一比，顯不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顯不出共產黨領導的正確，感覺不到做的是史無前例的大事業。”
緊接著，傅雷又在七月十六日的《文匯報》上，發表《識別右派分子之不易》——說實在的，“識別”右派分子確實不易，因為傅雷自己都不能“識別”自己是“右派分子”！
傅雷寫道：
在《文匯報》徹底檢查資產階級辦報思想與被右派分子利用經過的時候，我覺得作為社外編委之一，也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
……
從我與《文匯報》的關係來說，我深切感到個人思想覺悟不高，難免有時流露出錯誤的言論，被右派分子引為思想上的同道而不自知。我們是站在普通的人民立場上提意見，他們是站在右派野心家的立場上說話……
傅雷表示，“要和已揭發的右派分子作堅決的鬥爭，同時還要擦亮眼睛，嚴防未揭發的敵人。”
其實，傅雷自己已經被劃入“未揭發的敵人”，他還在那裡“擦亮眼睛呢”！
傅雷表示和“已揭發的右派分子作堅決的鬥爭”，那“已揭發的右派分子”指的便是《文匯報》社長兼總編徐鑄成在文章中，傅雷揭發了徐鑄成的“右派”言行。
翌日，傅雷又在上海《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題為《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傅雷在文章中把“右派分子”和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聯繫起來批判，稱他們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杜勒斯把對人民的民主，對敵人的專政，和幾千年以來初次實現的六億人民主動的團結一致，誣衊為“強求一致的統一”；而我們的右派分子也在用各種語言咒罵無產階級專政，指為一切罪惡的根源；無怪杜勒斯要大為欣賞葛佩琦了；替他在中國土地上公然咒罵我們的黨，在杜勒斯的心目中當然是“勇敢”得很。
不過，由於毛澤東兩度著文批判《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炮火異常猛烈，終於連《文匯報》的“社外編委”的傅雷也中彈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上海《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都刊登了徐鑄成的長篇檢查《我的反黨罪行》。內中有一段，專門寫及傅雷，小標題為《同傅雷密商許多問題》，這下子把傅雷“牽”了進去！徐鑄成寫道：
解放以前，認識傅雷後，我的思想右傾，其中有許多就是受傅雷的影響。當時的《文匯報》上曾刊登過傅雷反甦的文章，他總是要我走中間路線。在我到香港辦《文匯報》時，傅雷等曾囑咐我不要受共產黨利用。在香港時（解放前夕）又曾突然接到傅從昆明寄來的信，要我寄英美報刊。解放後，有時不敢和他接近——怕受他的壞影響。一九五五年傅雷到市政協活動之後，表面上進步起來了，對《文匯報》的複刊也很熱心，於是我們又恢復了往來，以至於遇事都向他請教。
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會議期間，我到上海的第二天，傅雷就打電話給我，責問我為什麼把金仲華這樣空洞的發言登得這樣顯著？他讚賞陸詒和呂文的發言，並一再責怪《文匯報》把呂文的發言壓縮得很小，還介紹我和右派分子龐熏琹聯繫，要我派記者去訪問。在六月初，傅雷曾親自到我家，問起柯慶施同志在宣傳工作會議以後和我談了些什麼？我告訴說，柯慶施同志說：黨的整風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層層下放。傅雷說，可見他們早就要收了，傅雷還告訴我說上海作協的問題是黨內有宗派，應該派記者去深入了解，不要把重點放在黨與非黨的關係上。在我這次回上海後，傅雷主動和我的聯繫特別密切，談的大部分是各學校三大主義如何嚴重等等，而且在我回上海以前，他就到處為我們拉所謂拆牆填溝的稿件，因為我有右傾思想，所以和傅雷這樣投機。
緊接著，八月二十四日，《文匯報》點了傅雷“中間路線”的名。報導的標題是：
《市政協大辯論進入高潮傅雷“中間路線”思想和王普涵“唯後果論”受到批判》
所謂“中間路線”是趙銘彝揭發的。趙銘彝說，傅雷在解放前不是不問政治，傅雷在“左派”和“右派”之間，走中間路線，實際上是為國民黨“敲邊鼓”。
已被劃為“右派分子”的孫斯鳴則揭發說：“在政協一屆四次會議期間，他親眼看見右派分子陳仁炳交給傅雷一篇稿子，傅雷還替陳仁炳作了修改。”至於是什麼稿子，連孫斯鳴也不得而知。不過，陳仁炳交給傅雷一篇稿子，這也成為莫大的問題了。
過了兩天，傅雷的問題嚴重化了，《文匯報》發表了社論《“中間路線”是不存在的》，引述了柯慶施的話，抨擊傅雷：
“誰如果企圖走中間道路，不管他主觀上如何，他都不能不是幫助了右派。”
這樣，傅雷不能不表態了。他說：
“解放以前自己是'反美反蘇、反蔣疑共'。”①
“自認為是一個有糊塗思想的普通人民，屬於中間分子。”②
於是，傅雷遭到駁斥，說他不是“反蘇疑共”，而是“親美反共”！
傅雷的處境，日益艱難。 “右派分子”的帽子，已經在他的頭上“旋轉”，彷彿隨時可以落到他的頭上。
在這危險的時刻，上海文藝界一位好心的領導石西民，找傅雷談話。他想保傅雷過關，暗示傅雷把“檢討”的調子唱得高一點，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哪怕是說“實質上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也行，以求得“認識深刻”，免戴帽子。
“檢討一下，過一下'關'吧，反正檢討是不花錢的！”石西民這樣“啟發”傅雷。不料，傅雷冷冷地說：“沒有廉價的檢討。人格比任何東西都可貴！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我無法作那樣的'深刻檢查'！”①
一九八三年秋，石西民在一次講話中，憶及了這段往事。他無限感嘆地說：“傅雷是有個性、有思想的鐵漢子，硬漢子！作為知識分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麼都重。他不認為錯誤的東西，是不會檢討的。他不會口是心非！”②
就這樣，傅雷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時，被“補入”了“右派分子”的行列！
在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天晚上，傅雷出席了“批判大會”之後，久久沒有回家。
夫人朱梅馥在家中坐立不安。直至夜深，這才響起敲門聲。
原來，傅雷曾想一死了之。他喟然長嘆，對夫人朱梅馥說道：“如果不是阿敏還小，還在唸書，今天我就……”③
傅雷的悲劇，不僅僅在於他自己被劃為“右派”，而且在於牽連了兒子傅聰。
傅聰是傅雷的驕傲。傅雷自稱是傅聰的“園丁”，傾注了諸多心血，培養傅聰為鋼琴家。傅聰於一九五五年在波蘭榮獲第五屆國際蕭邦鋼琴比賽第三名，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在國際性鋼琴賽中的音樂家。一時間，報刊競相報導，在上海傳為美談。
批判傅雷的時候，居然牽涉到傅聰。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兩報——《文匯報》和《解放日報》，都發表了署名辛藝、劍平的報導《鞭子、天才及其他——從傅聰的成長駁傅雷的謬論》。
報導稱：
昨天的政協座談會上，出現了一個有趣的插曲：傅聰的成就究竟是傅雷用鞭子打出來的呢，還是在黨的領導下教育培養出來的？
委員們在批評傅雷時，都談到他的兒子——鋼琴家傅聰。許多委員說，傅雷過去一面把兒子關在家裡，培養成為“溫室裡的花朵”，一面又對傅聰實行粗暴的教養，弄得傅聰十分痛苦，父子彷彿冤家，甚至避不見面；但是傅雷對傅聰在音樂上的成就，卻認為是他一手培養出來的。他在《新觀察》、《文匯報》發表的文章上，都流露出這種情緒。在外界還流傳著傅聰的天才是父親“用鞭子打出來的”說法……
劉海粟說，傅聰沒有進過音樂學院，又不是黨團員，但是黨一旦發現了他的才能，就決定送他出國培養，這不正說明了黨的大公無私以及對青年的愛護備至嗎！
在這時作“正面發言”的劉海粟，後來也成了“右”字號！
傅雷被劃為“右派”，使正在波蘭留學的傅聰深受刺激。在他看來，倘若回國，會落到父子彼此揭發的悲慘境地①。他絕不願意這樣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傅聰在一位英籍教師的幫助下，從波蘭出走英國。
頓時，輿論嘩然！
傅聰的出走，加深了傅雷的痛苦。因為兒子成了“叛國投敵分子”，牽連了傅雷。
在“文革”中，自己的“右派”之罪，加上傅聰的“罪行”，傅雷受到抄家、批鬥。剛烈的傅雷和他的夫人一起，雙雙於一九六六年九月三日凌晨，上吊於上海江蘇路家中。
傅雷在自殺前，留下遺書，內中寫道：
“光是教育出一個叛徒傅聰來，在人民面前已經死有餘辜了！更何況像我們這種來自舊社會的渣滓早應該自動退出歷史舞台了！”
父親錯劃為“右派”，導致兒子出走異國；兒子的出走，又導致父母的自殺……傅雷父子的彼此牽連，成了中國“反右派運動”最沉重的家庭悲劇！
傅聰曾這樣對筆者說：
“我們應當接受歷史的教訓。中國人民倒楣了那麼十年（引者註：指十年文革），不能白倒楣！不能好了瘡疤忘了疼。極左那一套，絕對不能重來！”①
一九七九年二月三日，中共上海市文聯臨時支部作出《關於改正傅雷同志右派問題的報告》，內中寫道：
“一九五七年鳴放時，傅雷同誌發表的文章和言論，其中有些意見是建設性的，有的觀點有錯誤，但不是右派言論，定為右派分子是錯誤的。因此，根據中共中央第五十五號文件精神，對其被劃為右派分子應予改正，恢復其政治名譽。”
也就在這份報告中透露傅雷是“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時，經中共上海市委批准定為右派分子。”
除了傅雷之外，另一位著名的翻譯家蕭乾，也成了“右派”。
蕭乾趕上了“末班車”：在大鳴大放中，蕭乾沒說什麼。他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因為發表了那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而這篇文章是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發表於《人民日報》的，離《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麼？ 》只一星期！倘若他消息靈通，可以馬上抽回那篇文章，也許就可以避開一場大災難！
蕭乾在文章中寫道：
在資本主義國家沒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以前，他們有一句非常豪邁的話：“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願犧牲我的生命，來維護你說出這個看法的權利。”在這句話裡蘊藏著他們對自己的憲法、對他們的民主傳統和製度的自豪。
……那句豪邁的話意味著：一個人說的話對不對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說出來是另外一件事。準不准許說不對的話是對任何民主憲法的嚴重考驗。今天，至少英美這兩個自詡為“民主的”國家，在這個考驗面前早就破了產……從“共同綱領”到憲法，我們國家對於人民享有言論、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規定。而且，解放以來，每個中國人都可以自豪地說，我們的政府從來也沒下命令禁過一本書。可惜我們目前還不能進一步說：每個中國人都已經有了說話和寫作的自由了。
我們從一九四九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一下子就飛躍到社會主義社會，這中間，我們在民主精神的鍛煉下，不能算很多。所謂“民主精神”，應該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歡的人，容忍你不喜歡的話。由於革命進展得很快，幹部的提升有時候也與他們本身的提高難得相稱。假使在掌握“民主”與“專政”的時候有些偏，輕易把“亂說”當作“亂動”來辦，就會在維護憲法的名義下，幹出實質上是違背憲法的事。
不言而喻，蕭乾的這篇文章不合“時宜”。他果真被劃入“右派”，從此開始了苦難的歷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