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一開始，就提及劉紹棠在一九五七年是“共和國成立以後成長起來的青年作家的反黨典型”的代表人物。
在五十年代初，劉紹棠便以“神童作家”而聞名全國。和王蒙一樣，劉紹棠是早熟的文學奇才：
劉紹棠在一九三六年出生於河北通縣儒林村。
十三歲時劉紹棠就進入“儒林”——在《北京青年報》發表第一篇作品。
一九五三年發生奇蹟——在這位十七歲的高中生的語文課本里，那課文竟是他的作品！因為他的短篇小說《青枝綠葉》一九五二年在《中國青年報》上發表之後，很快就被收入了高中語文課本。
也就在這一年，劉紹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也就在這一年，劉紹棠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
毀隨譽至。一九五七年，二十一歲的劉紹棠在“大風大浪”中沉沒！
據筆者“掃描”一九五七年的報刊，內中光是令人尊敬的文學大師茅盾先生所寫的批判劉紹棠的文章，就達四篇之多！
這四篇是：
《劉紹棠的經歷給我們的教育意義》，《中國青年》一九五七年第九期；
《關於寫真實和獨立思考》，《中國青年報》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
《公式化、概念化如何避免？ 》，《文藝學習》第九期；
《我們要把劉紹棠當作一面鏡子》，《人民日報》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
另一位文學大師老舍先生所寫的《勗勉青年作家》，也不指名批判了劉紹棠。
最為令人震驚的是，周揚在那篇“宏文”《文藝界的一場大辯論》中，批判劉紹棠的篇幅，僅次於丁玲！
劉紹棠曾這樣回憶周揚最初對他評語“不知天高地厚”的來歷：
“不知天高地厚”，是五十年代周揚對我的評語。
那時，我在團中央，一向童言無忌；到了文藝界，也就不知忌口。周揚是代表黨主管文藝工作的最高領導人，在文藝界令人十分敬畏。我的放肆，給他留下不良印象。
十八歲那年，一次座談會前，周揚招手叫我走過去，問我是哪里人。我答是通縣的。他便問我讀過李卓吾的著作沒有。
明末大學者李卓吾，晚年流寓通州，遭讒被捕，獄中自殺，埋葬在通州北關外。我知道李卓吾其人其事，但並未讀過他的著作。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便據實相告。
“你這個通縣人，怎麼連李卓吾的著作也沒有讀過呢？”周揚陡地變臉，聲嚴色厲喝道。
周揚是周瑜的後代，也是美男子。發起脾氣，亦如其先祖的玉面生威，盛氣凌人。
其實，不光是周揚稱劉紹棠“不知天高地厚”，茅盾也是這麼說：
在《劉紹棠的經歷給我們的教育意義》文中，我說過：“劉紹棠的反黨經過，正如丁、陳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丁玲、陳企霞、馮雪峰等，有其基本類似之處。”這就是嚴重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驕傲自滿，對黨鬧獨立，覺得黨限制了他們的發展，覺得黨干涉了他們的自由，這樣當然發展到反黨）和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文藝思想。這篇文章寫得早一點，現在看了更多的揭發劉紹棠的材料，我覺得劉紹棠還多一個特點，就是：無知（生活經驗、文藝知識、一般文化知識都是很貧乏的）而又狂妄。 “不知天高地厚”，這句話對他說是合適的。 ①
茅盾稱劉紹棠“墮落”了。茅盾寫道：
劉紹棠一方面無知得很，一方面狂妄得很。這種不老實，不踏實的作風，都不是一個青年作者所應有的。一個青年犯了這種毛病，一定要毀滅自己！開這樣的批判會，是指出他的病根來，挽救他。
劉紹棠的墮落過程，讓我們注意到培養青年作家的一些問題。 ②
令人驚訝的是，在一九七九年，茅盾先生在出版論文集時，還把批判劉紹棠的兩篇文章收入集子。就在集子出版之後不久，劉紹棠得以“改正”。茅盾先生託人向劉紹棠表示歉意。後來，在那本集子再印時，茅盾抽掉了那兩篇批判劉紹棠的文章。
劉紹棠的“不知天高地厚”，在於大鳴大放時，他竟敢提出對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進行“修正”！
從維熙當年也是青年作家，後來也被打成“右派”。他是這麼回憶的：
紹棠善飲，幾杯熱酒下肚之後，天之驕子的神態脫穎而出：“別的還有什麼？我們都是共產黨培養出來的青年作家，還能對黨懷有二心？該說就說，該寫就寫。比如，對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該提出修正意見。”①
其實，劉紹棠所謂的對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修正”，無非是指毛澤東的文藝思想應該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對於已經過時的“策略性理論”（即某些具體做法），不應守舊地、片面地、機械地執行。
劉紹棠把他的見解，寫入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十五週年的文章中。
這下子，劉紹棠闖了大禍。因為他確實“不知天高地厚”！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奉為中國的文藝方針，怎可進行“修改”？ ！
連郭沫若都對劉紹棠動怒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郭沫若在北京首都劇場批判劉紹棠時，大聲呵斥劉紹棠：
“劉紹棠狂妄至極，把馮雪峰不敢說出和不敢寫出的話，說了出來，寫了出來！”
郭沫若還引用民諺批判劉紹棠：“十歲的神童，二十歲的才子，三十歲的庸人，四十歲的老而不死。”
小小的二十一歲的青年作家劉紹棠，連遭周揚、郭沫若、茅盾、老舍這樣四位“重量級”的文學主帥的批判，幾乎被“踏平”了！
小小的劉紹棠，也就被隨意醜化。種種不實之詞，朝他飛來。內中最為聳人聽聞的是，所謂劉紹棠“要為三萬元而奮鬥”。這個謠言，就像關於丁玲的“一本書主義”一樣，傳遍了全國。
三十二年之後，當事者從維熙的回憶，這才澄清了事實的真像：
我愚笨而懦弱，儘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點，但總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條劣根，遇事過多地為對方著想。那天，在會上我這個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發言批判之後，我游離開政治話題，給紹棠生活上提出揭發。我結結巴巴地說：“他在《田野落霞》這篇小說中，寫黨的干部風紀敗壞。我曾問過他是否有這等事？他說在運河邊上出現過大姑娘溺嬰，是生活的真實。”我又說：“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劉和我不拿工資靠稿費生活。有一次在閒談中，我和他都深感一邊寫作，一邊還要考慮飯碗，心神很不安定。劉說如果能有三萬元的存款當後盾，利息夠吃飯穿衣的，心就能踏實下來，有條件去長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裡總有後顧之憂，影響寫作的精雕細刻。”我還說：“有一次，劉患腸炎，考慮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潔造成的，便帶了些饅頭下鄉。”會議主持人當即指出我只說芝麻，不說西瓜；只談生活，不談政治。我落了個態度惡劣，包庇右派分子劉紹棠。但是，沒過幾天，這些“芝麻”在報紙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報導這個會議的記者，以《從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為題，妙筆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紹棠談及的有三萬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寫作之說，聳人聽聞地變成了“劉紹棠揚言要為三萬元而奮鬥”。把他患腸炎，帶饅頭下鄉之事，寫成了“下鄉常常挎一籃饅頭”，並說“他和從維熙等墮落到專門愛談'大姑娘在河邊私生孩子'云云”。這篇文章，後來變成對青年進行教育的活教材，四處流傳，殊不知這是下等記者斷章取義之劣行。至今，這位記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無對紹棠的負罪之感。 ①
這種把“芝麻”放大成“西瓜”的伎倆，害苦了劉紹棠。千千萬萬的讀者信以為真，就連茅盾先生也兩次引用劉紹棠“挎著一籃饅頭”下鄉的“典型事例”，對劉紹棠進行批判。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從劉紹棠的墮落吸取教訓》中，也這麼說：
“他在北京買了房子住下來做'專業作家'，偶爾下鄉，要自己帶伙食去，因為他吃不下鄉下的飯菜了。”
所謂“要為三萬元而奮鬥”，其實也跟“他在北京買了房子”有點關係。劉紹棠在北京中南海附近買了座小院，這倒是事實。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劉紹棠的妻子生了孩子，他決定在北京買房子。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買了一座三合院，自然在文藝界引起小小的“轟動”。這樣，謠言“要為三萬元而奮鬥”一傳出，也就有許許多多人信以為真了……
不過，劉紹棠細細開列他在那時的稿費賬，買座房子確實不算什麼。這是因為在“反右派運動”前，作家的稿費標準與當時的物價相比，遠遠高於現在。
那時，小說稿酬每千字分別為二十元、十八元、十五元。出書時，依照蘇聯方式，三萬冊為一個定額，每增加一個定額便增加一倍稿費。那時的書的種數不多，所以每種書的發行量也就相當大。
劉紹棠說，他的中篇小說《夏天》，十一萬字，每千字十八元，印了十萬冊，四個定額，相當於每千字七十二元，收入八千元——即便按稿費的絕對值來說，也比現在的稿費標準高得多。
劉紹棠的《瓜棚記》，印了十七萬冊，六個定額，稿費標準高達每千字一百零八元！
那時的房子不貴。劉紹棠買的房子，住房五間，廚房一間，廁所一間，堆房一間，並有五棵棗樹、五棵槐樹，也只不過兩千元！也就是說，劉紹棠的一篇十一萬字的中篇小說《夏天》，就可以買四座這麼大的三合院！今日作家的同樣字數的中篇小說的稿費，恐怕買商品房的一個平方米都不夠！
小小年紀的劉紹棠，顯眼地買了那麼一座三合院，記者們進進出出採訪，紛傳劉紹棠買房子，那“為三萬元而奮鬥”的謠言，也就不脛而走了。
就在劉紹棠買了房子一個月後，他就被劃人“右派”之列了。劉紹棠不由得怪那房子的“風水”不好。據云，三間南房，兩間東廂房，一間西廂房，這樣的“麼二三”格局為“風水”之大忌。
從一九五七年劃為“右派”，到一九七九年“改正”，劉紹棠蒙塵二十二年。在這座老房子裡，劉紹棠住了三十三年。
他不由得自嘲，應了郭沫若的話：
我的大半生的遭遇，真被郭老言中了。
從二十一歲劃右到四十三歲“改正”，我回鄉務農，體力和技能不如一個小腳放足的老太太，貨真價實是個庸人。四十三歲“改正”之後，拼命乾了九年，五十二歲中風病倒，但並未病故，正是“老而不死”。
廉頗老矣，尚能飯否？我是神童老矣，“飯”也不能。因為我是糖尿病患者，又因糖尿病而引發中風；必須嚴格控制飲食，每餐只許吃一兩米麵。 ①
在一九五七年，除了流沙河、劉紹棠之外，一大批年輕有為的作家被錯劃為“右派”，浪費了可貴的青春時光。內中有：
王蒙，由於毛澤東曾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中，說過關於王蒙小說《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的好話（後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正式發表時刪去），所以他的“右派”問題遲遲難定。在內部名單上，王蒙被劃了“右”，又推翻了。所以我注意到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發表批判馮雪峰的報導中，在作“批判”發言的名單中，居然有王蒙。在批判劉紹棠時，作“批判”發言的也有王蒙。這表明那時他還算“正面角色”。不過，終究在劫難逃，王蒙還是劃“右”，他“流放”新疆。 “改正”後連連推出佳作，連連獲獎。他出任文化部部長、中共中央委員；
白樺，他和葉楠乃孿生兄弟，皆為作家。白樺原名陳佑華，葉楠原名陳佐華。筆者曾開玩笑地對白樺說，你叫“佑華”，大抵命中註定要成為“右派”。白樺是一位早熟而富有才華的作家。他只比我大十歲，但是我在上中學時便看了他寫的電影《山間鈴響馬幫來》，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白樺在“改正”後，小說、詩、電影、散文，數管齊下，成績斐然。內中電影《苦戀》，曾震動海內外；
陸文夫，在江蘇組織“探求者”文學月刊社，提出“大膽干預生活，嚴肅探討人生”，小說《小巷深處》、《平原的頌歌》打成“毒草”，他被劃“右”。他稱“反右派運動”是“知識分子的災難”。 “改正”後連出佳作，成為江蘇文壇的主帥；
高曉聲，也是因“探求者”而獲罪。 “改正”後以擅長寫農村題材而享譽中國文壇。
從維熙，劃“右”後以至入獄。 “改正”後，寫出許多反映勞改痛苦生活的力作《大牆下的紅玉蘭》、《第十個彈孔》、《獻給醫生的玫瑰花》等等，深受讀者讚譽；
張賢亮，因長詩《大風歌》劃“右”。 “下放”到寧夏南梁農場當農業工人。 “改正”後寫出《牧馬人》、、等廣有影響的作品；
此外，詩人邵燕祥，作家鄧友梅、李國文、宗璞、阿章、耿龍祥……都是在文學之花剛剛綻放之際，在一九五七年受到霜打雪殘。
我記得，在上中學時，我是站在新華書店裡，看完鄧友梅的小說《在懸崖上》，那“藍皮猴”給我難忘的印象。後來，我很吃驚地從報上得知《在懸崖上》是“大毒草”，我真不知這小說怎麼會有“毒”？待我步上文壇，在北京見到他，方知他只比我大九歲——在一九五七年，他不過二十六歲而已，就被打成“右”字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