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艾青的寓言詩被打成《草木篇》式的“毒草”，不禁令人記起流沙河。
如前所述，《草木篇》是在一九五七年初被“揭露”，後來在大鳴大放中又“翻案”了。
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的《四川日報》上，還可以讀到流沙河在四川省文聯座談會上的“翻案”發言：
“在開展對《草木篇》討論時，報紙上那樣搞，反駁文章不能發表，而且越來越拉到政治邊緣上去，我個人並不怕，但卻很氣憤……”
三天之後——六月八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地位發表了社論《這是為什麼？ 》“反右派運動”開始了。
有著年初對於《草木篇》的一連串批判，又有幾天前流沙河等的“反擊”，不言而喻，《草木篇》成了四川文藝界大批判的頭號目標。
批判的浪潮，迅即從四川推向全國。北京各報也紛紛發表文章，批判“大毒草”《草木篇》。
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本報記者姚丹的《在“草木篇”的背後》一文，稱《星星》編輯部是“以石天河為首的反黨集團”，點了“一大群右派分子”的名。內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流沙河之外，還有站在這個“反黨集團”背後的“赫赫有名的右派將軍”，即張默生教授。為《草木篇》說過公道話的人，也一個個被點名：
流沙河所寫的《草木篇》雖說早已臭名遠揚，但右派分子卻極力為它搽脂抹粉，說它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而放出來的一朵“香花”，在四川文藝界中，以石天河（即周天哲、《星星》編輯）為首，包括流沙河（團員、《星星》編輯）、白航（黨員、《星星》編輯部主任）、丘原（即丘漾、省文聯幹部）、儲一天（團員、《草地》編輯）、陳謙（即茜子、《草地》編輯）、遙攀（《草地》編輯）、白堤（《歌詞創作》編輯）、曉楓（即黃澤榮、成都日報編輯）、徐航（即徐榮忠、成都第二師範學校學生）等一大群右派分子，確實是在那裡熱烈“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努力實行百“花”齊放哩！ 《草木篇》不過是其中的一朵而已。
從此，《草木篇》成為聞名全國的“大毒草”。
隨著《草木篇》被打成“毒草”，流沙河也就被定為“右派分子”，開除共青團團籍、開除公職、監督勞動。他曾六年拉大鋸，六年釘包裝木箱……
在“文革”中，在一九七五年，流沙河雖然早已是“死老虎”，那“無產階級的金棍子”姚文元仍不放過他——早在一九五七年，姚文元就狠批過《草木篇》，此時要搞所謂的“再批判”。誠如流沙河所言：
到了一九七五年秋真正黑雲亂翻之際，他（引者註：指姚文元）又打我，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這哪裡是跟我這個“死老虎”過意不去，他那時候明明是想搞一場《草木篇》再批判，並以此為由頭，再一次大殘大害良心未泯的廣大的知識分子而已！ ①
流沙河雖歷盡劫難，卻仍像艾青那般幽默。
他對我說：“我是一九五八年五月六日下午三時被宣布正式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一九七八年五月六日上午九時被宣布摘除'右派分子'的帽子。屈指算來，我戴帽二十年還差六小時！”①
他又風趣地跟我談起《草木篇》。他說，把《草木篇》定為“大毒草”當然不對，關於有些人把《草木篇》說成如何如何優秀也言過其實。他以為迄今對《草木篇》作出最正確評價的，是他的兒子！
兒子從一九六七年出生，就泡在《草木篇》的苦水里。兒子稍知世事，便聽人說，父親乃是寫了“大毒草”《草木篇》的“大右派”。這樣，在他幼小的心靈中，那《草木篇》可謂“如雷貫耳”。兒子識了幾個字，就想看一看《草木篇》，可是一直無緣見到。一九七八年，十一歲的他在家中翻看舊書時，終於見到了那夢寐以求的《草木篇》！他屏息斂氣讀畢，結果大失所望。他對流沙河說：“那有什麼？！我本來以為《草木篇》一定好厲害！”
《草木篇》後來被收入《重放的鮮花》一書。流沙河這樣寫道：
二十年後，左家莊的兵馬被打敗了……已成為歷史的那一炷炷烽煙，總算不再有毒，被說成是什麼“重放的鮮花”。
鮮不鮮，很難說。說它們是花，我看不太像。無論如何，我寫的那一篇，看來看去，既不悅目，聞來聞去，也不悅鼻，沒法提供'美的享受'。它是火，它是煙，它是狼糞的點燃，絕不是花瓶插的，盆栽的，園植的，野生的，它都不是。它不可能使人娛而忘憂，只會使人思而忘嬉。 ②
這可以說是流沙河自評《草木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