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成員之一，詩人艾青也被打成“右派”。
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人民日報》在報導批判艾青的消息時，精心地用了這樣“四個'的'”的標題：
《丁玲的伙伴李又然的老友江豐的手足吳祖光的知心艾青長期奔走於反動集團之間》
這裡提及的江豐、吳祖光，不僅都是“右派”，而且都是“右派小集團”的“首領”，分別曰“江豐小集團”和“吳祖光小集團”。
報導這樣“揭露”艾青是“丁玲的伙伴”：
艾青到處為丁玲“喊冤”，替丁玲“訴苦”。丁玲常常通過艾青，了解各方面的情況，決定對策。整風運動開始時，丁玲對艾青說：“我先沉默，不發言，叫他們（指黨）摸不到我的底。”並說：“艾青呵，你發言時等於告訴他們，怕，不敢提意見，怕報復。”並說她自己就這樣說。丁玲還把黨要審查江豐的消息告訴艾青，囑附艾青去轉告江豐：“現在不能亂說。”艾青都一一按丁玲的囑附行事。
丁玲和陳企霞為了掩蓋他們的反黨活動，有時不直接來往，曾由艾青通風報信，傳遞消息。艾青也十分同情陳企霞，為陳企霞受黨的批評抱不平。
報導這樣“揭露”艾青是“李又然的老友，江豐的手足”：
艾青和李又然是反黨“老朋友”，他們常在一起謾罵黨的領導。艾青和江豐更是親如手足。江豐受到黨的批評後，艾青到處說，這是黨“要在政治上一棍子打死江豐”……
報導又這樣“揭露”艾青是“吳祖光的知心”：
艾青和吳祖光在一起是“無話不說”的。在吳祖光面前，他誣衊黨內陰森恐怖，說“黨內沒有民主”，“黨內沒有溫暖”，並說：“你不是黨員還好點，”“黨是無情的，專整人。”他向吳祖光錶示：後悔入黨，入了黨不自由。還說：“入黨有啥好處，入了黨還不是被人家指著鼻子罵。”……艾青準會被開除黨籍。艾青甚至在黨的會議上，也散佈“黨內做人難”，“一批人整人，一批人挨整”等荒謬言論。
艾青，其實是筆名，是他一九三三年寫長詩《大堰河——我的保姆》時第一次使用的，不料此後竟以這個筆名著稱於文壇。
艾青原名蔣海澄，一九一零年出生於浙江金華山區。據說他是難產的，“克父母”，從小成為一個不受歡迎的孩子，只能喊父母為“叔叔嬸嬸”。
艾青最初是學畫的。十八歲那年，艾青考入杭州國立西湖藝術學院繪畫系。翌年，他赴法國勤工儉學，專修繪畫。
一九三二年四月艾青回國，在上海參加了中國左翼美術家聯盟，組織“春地畫會”。這年七月十二日，法國巡捕突然襲擊了在上海法租界的“春地畫會”，艾青和十二個美術青年一起被捕。
在獄中，艾青寫出了他的成名作、長詩《大堰河》，從此他成為詩人。
艾青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出獄。
一九四零年，艾青在重慶北碚見到了周恩來，提出了奔赴延安的要求。
翌年，艾青和四位作家一起奔赴延安，沿途經過四十七次檢查，這才終於到達目的地。
艾青的到來，毛澤東十分尊重。毛澤東多次與艾青交談。艾青出席了延安文藝座談會，聽了毛澤東的講話……
艾青既有著革命經歷，又是著名詩人，所以在中國文藝界有著廣泛影響。
然而，他由於替丁玲“訴苦”，被劃入“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
在許多批判艾青的文章中，我注意到徐遲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報》上所發表的《艾青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歌唱？ 》一文。
徐遲寫道：
這些年來，艾青的情緒是非常陰暗的。由於犯過錯誤而受到黨的處分，他認為自己是處在逆境之中了。但是，和丁玲一樣，他也經常把外國出版的他的翻譯詩集和關於他的詩論文集捧來捧去給人看，並以之作為處於逆境中的安慰以及對黨驕傲的資本。
徐遲著重批判了艾青的寓言詩，並把這些寓言詩跟流沙河的《草木篇》相提並論。
徐遲先是批判了艾青的《黃鳥》：
《黃鳥》一詩是作於一九五三年，發表於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北京日報》，內容是：怒了，向黃鳥挑戰似的衝去……黃鳥飛走了……喜鵲佔領了樹枝……小麻雀跳到他身邊，流露諂媚的神氣。喜鵲就對小麻雀說，“她長得妖模怪樣，歌聲裡有妖氣，我們雖然吱吱喳喳，說起話來卻有條有理。”小麻雀說：“對，對，對”……很久很久沒有聲音……微風……黃鳥又在歌唱了。
這是首諷刺寓言詩。無論如何總是在諷刺什麼人的。艾青顯然自比為黃鳥，那末喜鵲和小麻雀呢？倒要問問他指的是誰？
接著，徐遲又批判艾青的《養花人的夢》，稱“這是艾青的《草木篇》”：
《養花人的夢》講一個人只養月季花，養了幾百種。夜裡他夢見牡丹、睡蓮、牽牛、石榴、白蘭等花來訴苦，石榴花說：“冷淡裡面就含有輕蔑。”仙人掌說：“只愛溫順的人，本身是軟弱的；而我們卻具有倔強的靈魂。”最後所有的花都說：“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月季花說：其實她們也很寂寞。
養花的人從夢中醒來了，感慨起來，不滿於自己的偏愛，說：“我自己也越來越覺得世界太狹窄了。”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說，詩人覺得他很不自由。這是艾青的《草木篇》，其惡毒不亞於流沙河的。
徐遲又批判了艾青的，又稱“和流沙河相似”：
寫一隻八哥，聽蟬早晨就“知了知了”的唱早晨的歌，中午還“知了知了”的唱熱的讚美詩；傍晚唱夕陽，夜晚唱月亮也是同一的“知了知了”的歌，八哥說：“我一聽你的歌，就厭煩極了，原因就是它沒有變化；沒有變化，再好的歌也會叫人厭煩的。你的不肯休息，已使我害怕，明天我要搬家了。”
這篇寓言裡，艾青對我們的詩歌的估價，和右派分子李白鳳的“狹窄的領域”等說法豈不一樣？而“明天要搬家”則又和流沙河相似，不知艾青要搬到什麼資本主義的自由世界去！艾青忽然也愛上了寓言這形式。這和馮雪峰的寓言，和臭名遠揚的流沙河的草木篇等，是形式內容上，思想感情上都十分一致的。
艾青雖然因“右派”而蒙受苦難，但是，丁玲最後成了勝利者，陳企霞成了勝利者，流沙河成了勝利者，艾青也成了勝利者。
一九七八年，艾青在上海《文匯報》發表了他的詩作《紅旗》，這意味著他復出文壇。
筆者在北京開會時見到艾青，為他拍照。他忽地問：“你的相機裝膠捲了嗎？打開讓我看看！”說罷，哈哈大笑起來。他的幽默和笑聲，表明他已完全是一個勝利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