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另一位和羅隆基有著同鄉、同學之誼的，是王造時。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上，也點了王造時的名。
陳仁炳、彭文應被作為“章羅聯盟”在上海的“首要分子”而批判。王造時則無黨無派，屬無黨派人士。
在“反右派運動”之前，比起陳仁炳、彭文應來，王造時的知名度要高得多，因為王造時是當年的“七君子”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國民黨當局在上海逮捕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史良、王造時、沙千里七人，隨後移解蘇州羈押。消息傳出，全國為之震怒，史稱“七君子事件”。
鄒韜奮先生曾在他的《經歷》一書中，這樣描寫過當時的王造時：
我們的“難兄難弟”裡面有一個胖弟弟——王博士。這個胖弟弟的樣子生得那樣胖胖白白，和藹可親！他的性情又是那樣天真爛漫，篤實敦厚！凡是和我們這個胖弟弟做過朋友的，想都能得到這樣印象吧。
我第一次和造時見面，比認識乃器的時候遲了一半，是在五年前；但是他來看我的情形，卻有些和乃器的相類。那時他正在光華大學做文學院院長，為著要替他的《自由言論》半月刊辦理登記的問題，特到生活周刊來和我商量。後來在蔡孑民先生等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開大會的時候，才第二次和他見面。此後沒有機會碰著，一直到前年（一九三五年）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國會開成立大會的時候，他扶病到會，剛巧坐在我的旁邊，我們才第三次見面。他對我說，國難嚴重到這地步，他雖有病，也不得不勉強來參加。他在會場上還起來說了幾句激昂慷慨的話；他說要起來組織救國會，先要有準備進監牢的決心，現在他自己果然進監牢了。
鄒韜奮對王造時的品德，非常讚賞。他寫了一段十分深刻的評價：
王博士屢有做官的機會，但是因為忠實於他自己的主張，不肯隨便遷就，寧願過清苦的生活，行其心之所安，這是很值得敬佩的。
鄒韜奮稱王造時為“王博士”，是因為王造時從清華學校畢業後，一九二五年赴美國威士康辛大學留學，一九二九年獲政治學博士學位。
作為“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站在左翼知識分子的陣營之中。在國共兩黨的鬥爭中，王造時是中共的盟友，他甚至被國民黨特務列入暗殺名單。他在一九三三年加入宋慶齡、魯迅等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五年任全國各界救國會常務理事兼宣傳部部長。
王造時和羅隆基的友誼頗深。他在其《自述》中，曾有一段頗有興味的描寫：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王造時和羅隆基一起在上海福州路杏花樓出席田漢五十壽辰聚餐會。散席時，羅隆基和王造時一起走出大門。羅隆基問王造時往哪裡走？王造時說，向右走，就會走到黃浦江中去；中間向前，走到馬路中心，會被汽車壓死；還是向左轉，走到跑馬廳那邊去吧。
羅隆基一聽王造時這番關於“左、中、右”別有風趣的話，會心地笑了……
雖說王造時“向左轉”，可是在一九五七年，他還是被打成“極右派”。只要翻一翻當時的上海報紙，一行行大字標題觸目驚心：
六月十七日，《上海法學界反駁王造時》；
六月十八日，《上海法學界人士列舉事實，揭露王造時的居心不良》；
六月二十三日，《不獲全勝，決不收兵上海高校反右派鬥爭聲勢浩大王造時、徐仲年等遭到迎頭痛擊陷於孤立》；
六月二十六日，《質問王造時》；
六月二十七日，《王造時代表誰的利益？ 》；
六月二十九日，《復旦師生警告右派分子要王造時等認真檢查老實交代》；
七月四日，《復旦反右派鬥爭聲勢浩大王造時假檢討當場被揭穿》，《看王造時現形記》；
七月九日，《工人的血養肥了王造時》；
……
其實，王造時的所謂“右派”言論，是對中共的既善意又深刻的批評：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和“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的道理，大家當然懂得，實行卻不太容易。拿一個或許是不倫不類的比喻來說，做唐太宗固然不易，做魏徵更難。做唐太宗的非有高度的政治修養，難得虛懷若谷；做魏徵的非對人民事業有高度的忠誠，更易憂讒畏譏。我想，現在黨內各級幹部中像唐太宗的可能很多，黨外像魏徵的倒嫌其少。 ①
面對著猛烈的批判，王造時爭辯著，反駁著。一九五七年七月四日上海《文匯報》便這樣報導王造時在復旦大學批判會上的發言：
“在這次反右派鬥爭運動過程中，說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我是難於接受的。因為我認為我是在向黨提意見，想幫助黨改進我認為不滿的地方。我沒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企圖。我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
然而，在那“左”星高照的年月，王造時的辯解，被淹沒在“大批判”的洪流之中。
筆者於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二日、十四日、十七日三度採訪了王造時夫人鄭毓秀。
她出示一大疊王造時的“檢討書”手稿，令我非常震驚。據告，王造時在寫“檢討書”時，夾了一張復寫紙，留了一份底稿。這些底稿是在“文革”後退還“抄家物資”時交到鄭毓秀手中的，但是已經佚散甚多。
這些殘存的“檢討書”，我按時間順序，編成了以下很不完整的目錄。從這份目錄中，可以看出，“王博士”已成了一位“檢討博士”。有的“檢討書”甚至長達萬字，以至足以出一本《王造時博士檢討文集》：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第二次檢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四日《在文化俱樂部的檢查》；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在上海市二屆二次人代會預備上的檢查》；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一日《懇切申請下鄉參加體力勞動改造自己》；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交代撕毀來信的經過》；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我的懺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我懺悔我的罪行》；
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日《改造規劃》；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學習〈實踐論〉的小結（對照檢查）》；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日《學習〈矛盾論〉的小結（對照檢查）》；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社會主義學院學習總結（六班二組王造時）》；
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思想匯報——對黨的感情的變化》；
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改造規劃》；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日《思想匯報——關於三件事》；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兩年來的自我改造》；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六日《思想匯報——在反右傾鼓幹勁運動中的感受》；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八日《思想匯報——鼓足乾勁，加緊改造，爭取不戴右派帽子過年》；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半年來的思想小結》；
一九六零年一月十四日《思想匯報》；
一九六零年一月二十一日《在社會主義學院鑑定會上的發言》；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摘帽後的思想匯報》；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十八日《思想匯報》；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六日《摘掉右派帽子以來的思想小結》
……
王造時不幸連著不幸。家庭的不幸和政治的不幸，一起煎熬著他：
他的原配夫人朱秀芳於一九五六年病逝；
長子王鈞陶，自一九四六年起患精神病；
次子王鈞樞，北京大學西語系學生，自一九五六年起患精神病，一九六九年初去世；
長女王海若，一九四九年三月在上海加入中共，一九五零年被勸退黨，一九五五年開除公職，一九五九年去世；
次女王海容，因兄姐都命運坎坷，所以她最受王造時寵愛。不料，一九五七年正在復旦大學物理系讀書的她，因父親王造時成了復旦大學的“大右派”，同情父親的她竟然也被打成“右派分子”！她於一九七三年去世。
王造時被打成“極右派”之後，送往上海市郊顓橋，一邊勞動，一邊“反省”。在顓橋，王造時陷入極度的痛楚之中，因為上海精神病院恰好在顓橋，而他的兩個兒子正在那裡住院！他不時前往探視，每一回都唉聲嘆氣而歸。打成“右派”後，王造時降級降薪，而兩個兒子住院，那醫藥費對他來說，是沉重的負擔。所以，在上海的“右派”之中，王造時是態度“最好”的。他不斷地寫“檢討”，為的是早一點摘掉帽子，早一點擺脫經濟窘境……
一九六零年九月二十九日，王造時終於摘掉了“右派”帽子。
他在顓橋“學習”時，結識了“右派同學”李康年。李康年因提出“定息二十年”而被打成“右派”。李康年非常同情王造時的遭遇。李康年把自己的外甥女鄭毓秀介紹給王造時。這樣，王造時在一九六一年和鄭毓秀結婚，從此總算有了溫暖的家。
王造時剛剛喘了一口氣，“文革”風暴又把他捲入痛苦的深淵。作為“摘帽右派”，理所當然成為“文革”的第一批衝擊目標。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王造時遭到第一次抄家。九月二十二日，又遭抄家，並被隔離審查。此後整整四十二個晝夜，王造時被輪番批鬥。十一月二日，他甚至被關入看守所！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王造時慘死於冤獄之中，終年六十八歲。
鄭毓秀用顫抖的手，打開一隻包袱給筆者看：
裡面的一雙棉襪，打了四五個補丁，是王造時獄中遺物；
一把斷了把的塑料匙上接著一段牙刷柄，是王造時在獄中每日三餐所用的；
一隻舊搪瓷缸裡殘留著血跡，是王造時臨終咯血所留下來的！
堂堂“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時，因一九五七年之禍，如此悲慘離世，令人愴然涕下……
王造時自稱“高樓病客”，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曾寫了一首詞，道出心跡，現錄於下：
誰念高樓病客，輾轉呻吟，獨抱一天岑寂。最怕窗外風狂雨驟，把楊柳摧折。夜沉沉，萬家燈火明滅，更那堪今夕正是斷腸時節。嗟往事難忘，中枕盡濕。恨人間，歡少苦多。舊怨未去，新愁又織。百般心情，自別後，向誰訴說。風流人物阻，悵望有如千山萬水隔。但願艱危歷盡，東風帶來消息。待從頭，重收拾，相攜手，報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