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春橋這位“打手”，化名“吳松”打了陳仁炳一棍子，又化名“常孰”打了彭文應一棍子。
那是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上海《解放日報》上發表了署名“常孰”的文章，那標題便咄咄逼人：《質問彭文應》。
張春橋寫道：
彭文應現在改變了戰術。原來他同他的一夥商定了三條錦囊妙計：一不講話，二講一點，三大辯論。認為憑這三條，足以製敵取勝。時局的發展同他們的估計相反，三條妙計失靈。不講話，不行；講一點，藏頭露尾，也無用；大辯論，拿不出貨色，不敢出場。於是改變戰術，說是個別的話講錯了，這是有的，是思想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說是只有言論，沒有行動。彭文應說：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兒女負責擔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
這種擔保是可以令人相信嗎？否，這完全是欺騙。
誰是左派，誰是右派，這是有言論有行動可查的……
彭文應，一九五七年名震上海的“大右派”。上海《解放日報》除了發表張春橋的《質問彭文應》之外，在短短的三個月裡，發表了近二十篇批判彭文應的文章：
六月十九日，《彭文應有嚴重反黨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機關盟員予以揭發》；
六月二十二日，《反黨好漢彭文應》；
七月五日，《彭文應藉視察尋找火種》；
七月十三日，《簡評彭文應的大進軍》；
七月十四日，《彭文應在浙江南道上說了些什麼》；
七月二十一日，《彭文應的“太過”與“不及”》；
……
彭文應，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他除了遭到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猛烈抨擊之外，還受到各報大轟大嗡。
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為章羅聯盟打天下賣足氣力——彭文應是羅隆基的一等功臣》。
七月二十六日，《中國青年報》則發表《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嘴臉》，稱彭文應為“羅隆基在上海的第二員大將”。不言而喻，那“第一員大將”是指陳仁炳。
從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在上海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也可以看出，提到陳仁炳，緊接著就提到彭文應。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上海印行了《右派分子彭文應的反動言論摘要》，分為八大類，內容十分“豐富”。
為了了解彭文應其人，筆者於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日採訪了彭文應之子彭志一先生。
據告，彭文應乃江西安福人氏，和羅隆基、王造時同鄉。彭文應生於一九零四年。天資聰穎的他，十三歲考入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和羅隆基、王造時同學。這樣，他和羅隆基、王造時同鄉又同學。
彭文應參加過“五四運動”。一九二五年，二十一歲的他赴美國留學，獲政治學碩士學位。一九三二年回國，出任上海法學院、光華大學教授。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一九四七年，當中國民主同盟被國民黨宣佈為“非法團體”後，他出任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地下支部主任委員。
我在一九八五年初，曾在四川成都採訪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民盟四川省委主任委員潘大逵先生。他曾贈我他所寫的《我們不能忘記彭文應》一文。內中，有一段寫及彭文應和周恩來的交往，給我印像極深：
三十年代初文應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暢敘，忽又有一儀表堂堂身著西裝的不速之客來訪。因見客房裡有陌生人，便不肯進入，只在過道中和文應之友交頭接耳私語幾句，文應之友便立即匆忙跑進寢室尋找什麼，客房的門開著，文應和站在過道中的西裝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換眼神，但因未經介紹，西裝客人面容又極為嚴肅，相互都未招呼，當然更說不上交談了。約過一二分鐘，文應之友复急步回到客房，對文應說道：這位來客現有燃眉之急，自己身邊的錢和鑰匙，不巧都被太太帶著上街去了，問文應身上有沒有錢。文應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點就馬上拿出去交給候在過道上的西裝客人。這位客人未再說話，也未問錢數，接過手後一面把錢放入上衣裡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註目點頭，便匆匆走了。文應之友送客轉來，才對文應說出內情。原來這個西裝客人就是當局正懸重賞緝拿的周恩來，因當天拂曉有個地下同志被捕，如通過關係進行賄賂即可免送警備司令部，週一時手中拮据，所以前來告急求援。文應同志回憶，錢並不多，約相當於今天人民幣百元左右，事過之後早經淡忘。誰料事隔多年，週總理不僅未曾忘卻此事，而且還記得文應同志相貌。上海解放不久，週總理到上海視察，上海軍管會陳毅同志特為召開一次座談會，文應應邀出席。會上總理講了話，文應覺得總理似乎特別注意他；又以為也許是主觀幻覺，因自己從未與總理有過聯繫接觸。及至散會，總理竟快步趕到文應面前，口稱“彭先生”，熱情地與之握手。文應正感驚愕，總理已向他回溯了三十年代初的這件往事。這時陳老總走近總理身旁，總理特鄭重給陳介紹說，這位彭先生曾在我們困難的時候，幫過我們的忙，並囑陳老總要記住這個朋友。以後陳老總和文應曾接觸過兩次。陳老總調京時，還與文應話別，誠摯盼望文應以後有機會到京務請通知一下，以便重獲聚談。一次文應赴京開會，與陳老總通了電話，陳老總即請文應至家便飯，飯後暢談甚久，深夜始歸。 ①
我問潘大逵先生這段故事的來歷，他說是聽陳新桂先生說的。
於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在北京採訪陳新桂先生時，便請他講述那段故事是怎麼聽說的。
陳新桂告訴我，那是陳毅調任外交部部長不久，彭文應從上海來北京，住在太平胡同民盟宿舍，那裡原是北洋總統徐世昌的公館。一天深夜，陳新桂正在辦公室伏案工作，在萬籟俱靜之中，聽見汽車喇叭聲，開門聲，皮鞋橐橐聲。陳新桂一看，是彭文應回來，滿面春風。陳新桂問他從哪裡來？彭文應只得照實說從陳老總那裡來，陳毅請他吃晚飯。陳新桂好生奇怪，彭文應怎麼跟陳毅相熟？於是連連追問。在老朋友的追問之下，彭文應這才不得不說出關於周恩來的故事——平日，彭文應從未對人道及此事……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風雲變幻，彭文應遭到了撻伐。
彭文應是個心直口快的人，他在大鳴大放中的種種言論，成了“右派”言論：
“學習蘇聯不一定好，學習美國不一定壞。”
“近年來，上海各報紙所登載的新聞，有報喜不報擾，小文章標大題目，大文章標小題目，而且不是把新發生的事情及時向讀者報導出來。”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於管理而大量死亡豬的事實，報紙從未提及隻字，直到事情已經全部處理，報紙才發表了消息。這樣來處理新聞，就失掉新聞的價值，大有明日黃花之感。”
“斯大林發生錯誤的原因之一，即報紙長期沒有揭露錯誤。報紙當敢於揭露錯誤，不要報喜不報憂，也不要只打蒼蠅蚊子。”
“我們的國家對創造發明、合理化建議的獎勵只不過是毛巾、茶杯、汗衫、獎狀。而資本主義國家的獎勵一下子就可以成為百萬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賞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
彭文應不光是“右派”言論受到批判，而且被說成進行“有綱領有組織的反社會主義小集團活動”。
於是，“彭文應與另一右派分子陳仁炳是民盟中央在上海的代理人”。
彭文應性格直率而倔強。在種種“批判”面前，他總是據理反駁，這就越發加重了他的罪名。彭文應被斥為“態度頑固”。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余輝音上海電訊，題為：
《正義的聲音粉碎了邪說歪道上海人民代表舌戰彭文應一層層透徹的道理，一件件確切的事實把章羅聯盟這個兇惡爪牙駁得理屈詞窮》
報導說：
三個月來，上海民盟市委整風領導小組為彭文應開過大小會議十六次，儘管他自己始終是不講或只講一點，但經過大家全面的揭發和批判，他的醜惡面目還是完全暴露了。但是，彭文應仍然負隅頑抗，認為大辯論他輸不了。
彭文應在這次上海市人代會上完全有機會充分闡述自己的論點。這個狡猾的右派分子在辯論會上對自己在大鳴大放期間一系列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行百般抵賴，賴不掉就避而不談。在他的一次長達二小時半的發言中，一面口口聲聲說自己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他的用意“是為了幫助黨改正工作”，另一方面卻就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社會主義民主、黨的領導、民主黨派的作用、幹部政策等十一個問題，搬出一整套的資產階級謬論，繼續向共產黨進攻。
報導還說：
種種謬論被駁倒以後，彭文應又在會上把自己扮成“迷途的羔羊”，代表們同聲駁斥他說：“你那裡是善良的羔羊，你是一個披著羊皮的狼外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又作這樣的報導：
“這次大辯論中的事實也說明，資產階級右派中有一部分人是死硬派，他們是堅決反動到底的，如彭文應，在辯論中雖已罪行大白，但仍拒不作交代，反而利用辯論會的講壇繼續肆無忌憚此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論調，攻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事業……”
大約也正因為彭文應“態度頑固”，又因為他和羅隆基有著同鄉兼同學的密切關係，所以後來他被列入五個中央一級“不予改正”的“右派”中的一個，雖說不論按照“級別”或者職務，他似乎都不會在這五名之列。
彭文應的妻子鄧世容，在“反右派”的高潮中——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亦即張春橋的《質問彭文應》發表的那天，血壓驟升，死於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
彭文應的次子彭志平，性格內向，面對著家庭的不幸想不開，於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吃了許多碎玻璃和鋼針，自殺未果，又於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服用大量安眠藥而離世，年僅十九歲！
次子的不幸，使彭文應心似刀絞。他在一夜之間，鬚髮驟白。他在給姐姐的信中這樣寫道：
被宣佈為右派，對自己的家庭乃至親戚都蒙受了無窮的恥辱與不幸。但這事非我們能料及的。既然發生了，我只有根據最正確的方法來解決。三年多來我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做得很好很快，這是有過錯的，但是我總的方向，我認為還是不錯的。把好意說成惡意，把好事情說成是壞事情，把幫助黨和政府說成反對，把一個朋友說成是一個敵人，這樣做是不可以的，是不應當的。具體詳細的情況說來話長，我現在還不能寫給你，而最後總是要來弄清楚明白的。這樣的交代是對黨、對人民、對自己、對地下的父母和有關的一切人所不可少的。我總要做一個人，對得起以上這些人……
一九六二年，彭文應發出最後的呼聲——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萬言書。他強烈呼籲：
“建議在全國范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團結起來，建設社會主義！”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彭文應因心包炎敗血症去世，終年只有五十八歲！
彭文應生前所堅信的“最後總是要來弄清楚明白的”事，在一九八九年發生了。
這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禮堂舉行了異乎尋常的座談會。那紅地橫幅上寫著白字：“彭文應同志誕辰八十五週年紀念座談會”！
彭文應被稱為“同志”，這已很不容易，何況是為了紀念他“八十五週年誕辰”（他生前從未如此隆重紀念過誕辰）。
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趙定玉發表了講話。他熱情地稱讚了彭文應在解放前的多方面的貢獻，也肯定了他在解放後做的許多有益的工作。他最後概括道：
“彭文應同志離開我們已經二十七年了，縱觀他的一生，雖也有過一些曲折，但總的來說是愛國的、進步的，是值得緬懷和紀念的。”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葉篤義專程來滬出席會議。他和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主任委員談家楨都發表了紀念彭文應的講話。七十多人出席了會議。
會上，散發了筆者為彭文應先生所寫的報告文學《諍友》。
雖說彭文應至今仍屬“不予改正”的“五分之一”，但是這次紀念座談會，實際上是為彭文應恢復了政治名譽。
也就在這次座談的前一天，在上海聯誼俱樂部二樓，由中國民主同盟上海市委舉行了祝賀陳仁炳教授八十壽辰，也是七十多人出席。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茅志瓊發表講話，稱讚陳仁炳在解放前後所作的諸多貢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葉篤義、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李文宜也發表了講話。
這次祝壽座談會，也是“空前”的。雖說陳仁炳至今和彭文應一樣，也屬“不予改正”的“五分之一”，但是這次座談會，同樣是為恢復陳仁炳的政治名譽而舉行的。
陳仁炳有幸在生前出席這次座談會。不久，他就離開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