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毛澤東親筆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中，第一次提出“極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間偏右分子”的概念。區分“極右派”和“普通右派”不難，何況兩者都是“右派”，即使劃錯了也沒有什麼。
最難劃分的要算是“中間偏右分子”。因為這些人稍微“推”一下，就是“右派”了！
毛澤東親自樹立了一個“中間偏右”的典型，此人便是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傅鷹。
毛澤東早在那篇《事情正在起變化》中，就談到了傅鷹：
“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的批評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係，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善意，惡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來的。”①
此外，在毛澤東起草的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發出的《中共中央關於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中，也這樣提及傅鷹：
“黨外人士對我們的批評，不管如何尖銳，包括北京大學傅鷹化學教授在內，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佔百分之九十以上，對於我黨整風，改正缺點錯誤，大有利益。”
筆者對於傅鷹教授頗為熟悉，因為一九五七年秋，當我跨進北京大學化學樓，給我們新生上普通化學課的就是傅鷹教授。那時，北京大學實行名教授親自上課的製度，所以我有幸聽傅鷹教授的課一年。也正因為這樣，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當我在北京出席全國第四屆文代會期間，接到了采寫傅鷹報告文學的任務，我一口答應下來……
傅鷹教授是一位正直、磊落的知識分子。他胸無城府，心口如一。
傅鷹是福建福州人氏，生於一九零二年一月十九日。可是，他講一口道地的北京話，毫無福州口音，這是因為他的童年是在北京度過的。
一九一九年，傅鷹入燕京大學化學系。一九二二年入美國密執安大學化學系。一九二八年，他在美國獲博士學位。他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著名美國化學家鮑林的高足。
一九五零年八月下旬，傅鷹和夫人張錦教授一起從美國回國。傅鷹最初在北京石油學院任教，後來調到北京大學化學系。
耿直的傅鷹，一九五五年在第九期《化學通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高等學校的科學研究——一個三部曲》（簡稱《三部曲》），尖銳地批評高等學校科研工作中的種種弊病。文章發表後，惹起一番風波。
後來，傅鷹這樣談及：
在那篇文章上我談到了我們在化學研究方面所遭遇到的一些問題。我承認我的語氣有些不好，但是有些人的看法我不能同意。那篇文章的目的是說不好的現象，因此我就沒有說“成績是主要的……”這一類話頭。裡面也沒有提到黨，因為我覺得黨領導科學這一點本不成問題。我舉了一些石油學院的例子，認為外行不應該來指手劃腳地批評，說了一句“沒有拿過試管，更沒有涉獵過世界文學文獻的人所提之批評，即使不是別有用心，也不過是扣帽子而已”。這一來可糟了：有人以為我是影射黨，是在說黨不能領導科學。北大、北大醫學院有些人就說我是跟胡風一樣的。 ①
本來，《化學通報》只是化學界人士看看而已。傅鷹的文章引起爭議，引起中共北京市委的注意。中共北京市委囑令《化學通報》把傅鷹的文章《三部曲》多印了好多份，送中共中央。
傅鷹得知這一消息，自嘲道：“由於這篇文章，我倒成了名人了。”②
過去，很多人都以為毛澤東開始注意傅鷹，是因為這篇文章，連傅鷹本人也這麼以為。筆者在一九八零第二期《福建文學》發表了關於傅鷹的報告文學《敢說真話的人》一文中，同樣是這麼寫的。後來，《新華月報》轉載了拙作《敢說真話的人》。龔育之先生看到了，給筆者的文友王通訊先生去函，請王通訊轉交筆者。龔育之的信，以他親身經歷，說明毛澤東對於傅鷹評價的來歷，更正了筆者報告文學中的幾處訛誤。
龔育之先生是湖南湘潭人，一九五二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化學系，長期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並從事哲學和自然辯證法研究。一九七七年後，曾任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理論組組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一九八八年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現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
筆者在完成一書初稿之後，在整理舊札時，發現龔育之先生十幾年前的兩封關於傅鷹問題親筆信，頗有史料價值，現補入新版之中。
龔育之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七日致王通訊的信中寫道：
一九八一年五月，筆者應《中國科學家傳略》一書之約，完成了《傅鷹傳略》，把打印稿寄王通訊先生，託他轉龔育之先生一閱。
龔育之复函如下：
龔育之抄寄了《宣教動態》的原文中傅鷹的幾段原話。一九九七年，當《百年潮》雜誌在北京創刊時，龔育之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毛澤東與傅鷹》一文，公佈了《宣教動態》所載關於傅鷹報導全文。
現轉摘如下：
傅鷹對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提出尖銳的批評
北京大學教授傅鷹在北大化學系討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座談會上作了幾次發言。
第一次（四月二十七日）座談會上的發言如下：
年輕黨員如同國民黨特務
黨和黨外人士關係不好，首先是由於“三反”時的偏差。 “三反”後，教授們談話，只要來了個黨員，便都相視面笑，說些專門給黨員聽的話，其實教授們並非在罵毛主席，也許是在談梅蘭芳的“貴妃醉酒”。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鬥爭時，黨員會說，某次我聽見傅鷹在議論梅蘭芳，為什麼不尊重藝術家？這是什麼思想？什麼根源？所以我對於年輕黨員的看法，就同在重慶時對國民黨特務的看法一樣。特別是對正在爭取入黨爭取轉正的人有戒心。他們越多打你幾棍子，入黨轉正的機會就越大。
沒有把握不再來“三反”
現在說話雖然已無殺頭的危險，甚至也無失業的危險，但沒有把握不再來個“三反”。運動來了，給你提意見的不是毛澤東、周恩來（要是毛澤東、周恩來提意見，保證願意接受），而是那些年輕的黨員、團員。他們在大會上罵你一通，罵你三分混蛋，你承認五分混蛋，這才鼓掌通過。事後說是搞錯了，他只到你一個人面前道歉。為什麼科學家都想到北京來？因為運動中偏差的大小與離北京的距離成正比。我相信黨，但不相信個別黨員不會作難。不怕官，只怕管。好漢不吃眼前虧。你可以批評人家沒骨氣，為什麼不扛起來？這種批評不對。求生是動物的本性，吊打是“不可逆”的反應。
當然不是說所有黨員都壞，黨員與非黨員有一個共同之點：良莠不齊。
我最討厭思想改造
我最討厭“思想改造”，改造兩字，和勞動改造聯在一起。有了錯才要改，我自信一生無大錯，愛國不下於任何黨員，有什麼要改？現在所謂“改造”，就是要人在什麼場合，慷慨激昂說一通時髦話，引經據典，馬、恩、列、斯。何必要用任何人都聽不懂的話去說人人都懂的事？化學系只我一個人沒上夜大學，受不了。夜大學教員把人都當作全無文化。毛主席說一句話，本來清清楚楚，偏要左體會右體會。煤是黑的一一就完了。非要說什麼“煤之黑也，其不同與墨之黑也，它和皮鞋油又如何如何”，全是廢話。
把不好的思想說成資產階級影響是不公平的
人們有什麼不好的思想行為，總說是資產階級思想影響，這是不公平的。資產階級思想的老祖宗無非是孔夫子，孔夫子幾曾教人貪污，損人利己，唯利是圖？我從小就念孔夫子那一套，不覺得有什麼錯。張子善、劉青山、高崗也不代表無產階級。
一個化學家怎麼可能是唯心的
我不懂一個化學家怎麼可能是唯心的。自然科學家自然而然就是唯物辯證的。我看過很多哲學書，很欣賞貝克萊，但他終於搬出上帝來，我就不信他了。
前年我在《化學通報》上寫了一篇文章（引者註：即《三部曲》），范長江在北大演講，說我反對黨的領導，至少是對老幹部沒有同情心。那時我剛從石油學院來，石油學院的老幹部有一條公式：我是老黨員，你是群眾，所以，你是錯的。這還有什麼可說。石油學院的年輕黨員，指指點點，我應該如何如何做研究。受不了。他們要跟我談學問，還得先學五六年，還要下苦工學呢。在石油學院我跟兩個小孩一起教普通化學，我根據多年經驗，建議把某個教學次序倒轉一下，那兩個小孩不聽，非要照格林卡（按：是蘇聯教本）的講。你不聽有自由。但反過來卻在校刊上批評我學習蘇聯不積極。其實，我一人看的蘇聯文獻比全石油學院的教授看的還多，他們只看過一本格林卡。
傅鷹還說：
“黨對知識分子的脾氣還沒有摸對。知識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們當自己人，如此而已，並不需要優待。加了薪便感激涕零，那麼蔣介石給更多的錢，怎麼辦？豈不危險？”傅鷹說：“知識分子就是愛國。我父親從前在外交部做事，從小我就听他說，從康熙尼布楚條約到辛丑條約，每條都是中國吃虧。宣統三年我到上海，公園牌子上寫著'中國人與狗不許入內'。後來到美國，過國境到加拿大看瀑布，日本人可以自由來往，中國人就不行；我到物料科領藥品，那裡的人說，'你們中國人學科學乾什麼？'我一生的希望就是有一天中國翻身，現在這個希望實現了，所以我擁護這個政府。共產主義我不了解，從書本上看的來說，意識形態方面我不見得全同意，但共產黨把國家弄成現在的氣派，我擁護它。但我心裡還有不快，黨還會把我當外人。我十分力氣只使出六分，並不是不願意使出全力，是沒有機會，還沒有和黨做到知已。”
在大鳴大放中，《人民日報》記者王澈到北大中關園，特地訪問傅鷹。
傅鷹依然胸無城府，談起自己的意見：
“黨到現在還沒有摸透知識分子的脾氣。知識分子的要求就是把我們當自己人，如此而已，並不在乎生活上的舒服。一個人活著並不是圖舒服。一個教授拿著優特證，去理髮可以不用排隊，可是他寧肯不享受這種優特，因為不好意思。看電影時，特別為我們留著好位子，坐在這種特殊位子裡，心裡就想：還是把我當客人。”
傅鷹還提出了“民主治校”。這本是一個很遭忌諱的話題。記者如此報導傅鷹的見解：
關於學校的領導方式，傅鷹教授覺得現在這種黨委製不好，但過去的校務委員會那種辦法也不好。他的主張是民主治校。 “不能撇開黨委，因為離開了黨委，很多事都行不通；也不能撇開教授，因為在業務上究竟是教授內行；此外，最好還要有學生的代表，因為學生人最多。”
傅鷹不僅對《人民日報》記者如此坦陳心中的話，而且在各種大會、小會上鳴放。
毛澤東就是根據傅鷹的這些言論，把他定為“中間偏右”的典型。
“中間偏右”，向前一厘米，便是“右派”。倘若不是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中講了傅鷹那尖銳的批評是“善意”的，倘若不是毛澤東把傅鷹樹為“中間偏右”的典型，在那種寧左勿右的年月，傅鷹早已入“右冊”了！
由於毛澤東關注傅鷹，傅鷹也就為新聞界所關注。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文匯報》發表記者葉岡所寫的傅鷹訪問記。傅鷹對記者說：
整風期間，我提的意見是夠激烈的，有些話簡直講得有點失態了。彭真市長有次在市委的教授座談會上還點了我的名，說我的意見尖銳得很。
雖說傅鷹的意見那麼尖銳，由於毛澤東為他說了話，所以也就平安過了“反右”關。
傅鷹對《文匯報》記者說道：
黨是元帥，我們這些拿試管的人是連排長。元帥的任務是畫藍圖，定戰略，管全局，我們的任務是根據藍圖佔陣地，攻堡壘。我們這些連排長如果離開了元帥，那就會槍法大亂。
傅鷹原本以為，沒有拿過試管的人，怎能領導他？此刻，通過“反右派運動”，傅鷹批駁起“外行不能領導內行”了。他對《文匯報》記者說：
舉一個淺近的例子，毛主席不會駕駛飛機，也不一定會開坦克，但是他指揮我們的軍隊打了多少勝仗。他是人民解放軍的靈魂，三軍是在他的戰略思想指導下打勝仗的。如果這樣來看領導問題，黨為什麼就偏偏領導不了自然科學！
於是，傅鷹也投入了“反右派”的行列。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六日，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批判曾昭掄的會議上，傅鷹第一個發言，批判他的老朋友曾昭掄。
傅鷹說：
“曾昭掄自己是被章、羅所利用，完全是一種謊言，如果是被利用，為什麼在擬訂反社會主義綱領的時候，要叫錢偉長去摸摸科學規劃委員會的底呢？為什麼還要搶先發表呢？這種做法根本不是什麼'分庭抗禮'，而是要告訴人家'我在領導科學'。”
傅鷹還說：
“曾昭掄這種野心不是今天才有的。在'三反'時候，曾昭掄的一位學生告訴人說，曾昭掄素以權術待人，應與他劃清界線。”
傅鷹雖說平安度過了多災多難的一九五七年，可是他難改直率的脾氣。在一九六一年教育部的一次會議上，傅鷹又放“炮”了。以下是摘自會議簡報上的原文：
傅鷹說，任何一個黨團員都是“黨代表”，不聽他們的話，就是“反黨”，“反黨”誰受得了！教授寫完了講義，要“呈請鑒核”，一個二年級的學生拿起紅筆勾勾抹抹，這個不要，那個不要，其實他什麼也不懂，可是他是“代表黨”的。
傅鷹說，一個教研組內有經驗的教師總是少數，而沒有經驗的卻是多數。在學術問題上少數服從多數，是對群眾路線的曲解。對科學事業非常不利。
傅鷹說，這幾年科學研究中的浮誇之風不得了。北京大學化學系一報告，就說一年內完成了一千多項科研項目。根據教師的力量與水平，一年之內完成十幾項像樣的研究就不錯了。表面上進展很快，實際上完全不是這回事。近幾年來，每年都有獻禮，獻禮應該是拿最好的成果，可是常常拿去的連次貨也不是，而是廢品。獻禮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年年獻禮，每次都要新項目，那裡會有這麼多新項目？就像唱戲，怎麼能要求每次都有新痛上台呢？
傅鷹還說，這三年我們北大化學系在科研上最大的收穫，就是知道了怎樣搞法會給我們工作帶來損失。至於正面的研究成績是很少的，我們取得了一些經驗，但付出的代價卻非常大，而時間的耗費是不可彌補的。
不過，毛澤東依然原諒了傅鷹。
一九六三年，傅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
一九六四年，在關於“合二而一”論的批判中，周培源告訴傅鷹：
“主席很清楚你關於氫氧化合成水要幾千萬年的見解，他說你的意見是值得注意的。毛主席還說：'《光明日報》上前兩天有一篇文章，講氫、氧化合成水要經過幾百萬年。北大傅鷹教授說要幾千萬年。不知道《光明日報》那篇文章的作者同傅鷹討論過沒有？'”
毛澤東怎麼會知道“北大傅鷹教授說要幾千萬年”呢？
當時，周培源問傅鷹，傅鷹猜想毛澤東是從他所著幾十萬言的講義《普通化學》中得知。
於是，周培源便在其他場合說，毛澤東主席博覽群書，連傅鷹教授的講義《普通化學》都注意了！
筆者在關於傅鷹的報告文學中，也重述了周培源的話。
對此，龔育之先生在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十七日的信中，已經談及，周培源的談話有誤。一九九七年，龔育之在《百年潮》創刊號上，詳盡談了此事：
《宣教動態》在一九六四年八月三日關於“合二而一”的專刊（第十八期）登了一條消息：“幾位自然科學家談'合二而一'問題”，其中有這樣一段：
“化學系傅鷹（北京大學副校長）說，大家都知道，氫跟氧化合成水，即HO，但是決不能說，氫和氧'合二而一'為水，因為氫跟氧不知道要經過幾千萬次的結合，才有可能在一定的條件下，變成水。而這個水，既不同於'氫'，也不同於'氧'。”
傅的這個談話，我不知道是誰去訪談，又如何被《宣教動態》選用的。
龔育之以為，毛澤東是從《宣教動態》上得知傅鷹關於氫和氧化合成水需要幾千萬年的意見。
龔育之說：
“周培源當時是北京大學副校長，聽到毛提及傅鷹，回去便同傅鷹談起，並問傅關於氫氧化合的見解毛是怎麼得知的。傅並不知道，因為當時《宣教動態》登這類反映一般是不告訴本人的。他大概也沒有記得曾和誰談起過，便說他寫的普通化學講義中講到過類似的意見。週便以為毛連北大的化學講義都翻閱過，很驚異於毛讀書之廣博。毛讀書的確廣博，但是傅鷹對氫氧化合的見解，毛是從他常看的《宣教動態》得知的，不會是從北大的化學講義上得知的。這是可以肯定的。毛逝世後，週寫紀念文章，提到毛那次同於光遠和他的談話，提到談及傅鷹的事以及他們猜測的毛讀到北大化學講義的事。葉永烈寫傅鷹，便據周的文章，寫了毛讀過傅鷹的講義。”①
在“文革”中，傅鷹的遭遇就很慘了。原本是作為“中間偏右”的典型，卻一下子變成了“漏網右派”。再加上“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黑幫分子”、“資產階級黑線專政的大學閥”之類大帽子，傅鷹被批鬥，被抄家，被打罵，被“噴氣式”，被送進“勞改大院”……在北大“黑幫”之中，傅鷹是被打得最重的一個，甚至臉上被吐滿了口水！
傅鷹作為一級教授、學部委員，成天價拉車運煤，甚至爬到大樓樓頂去鋪瓦片——因為瓦片被武鬥的“勇士”們砸碎了。
傅鷹仍然是那樣的直率。他指著“文革”中的《人民日報》說：“現在的報紙大部分是假話，不可信。”
在一九七五年春，傅鷹說：“中央給鄧小平同志這麼多領導職務，我相信他一定能夠做得好，我完全擁護，如果早給他那麼多工作，許多問題早解決了……王洪文比起老幹部來，又作了什麼呢！”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去世，傅鷹說：“我擔心總理死後，會天下大亂。”“天下大亂，這還不明白？鄧小平旁邊有張春橋，張是要闖亂子的。”
他終於盼來了粉碎“四人幫”。他原本是三屆、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在第五屆全國政協會議上，他被選為常委。
一九七九年九月七日，傅鷹因腦溢血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