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頁 類別 紀實報告 反右派始末

第83章 陳銘樞因致函毛澤東獲罪

反右派始末 叶永烈 2641 2018-03-14
在“反右派運動”中,中國民主同盟是“重災戶”。因為中國民主同盟之中出了個“章羅同盟”,株連所及,所謂“章羅同盟”的“軍師”、“謀士”、“大將”、“聯絡員”等等,牽涉一大片。此外,還有所謂“章伯鈞小集團”、“羅隆基小集團”,又株連了一大批。難怪,中國民主同盟成了“右派”最多的民主黨派。 僅次於中國民主同盟的,要算是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了,也是“反右派運動”的“重災戶”。 民革的成員之中,不少人是原國民黨軍政人員。用毛澤東的話來說,要抓那些既有“右派”言論而又有歷史“劣跡”的人,作為“右派”的代表人物。於是,民革中很多人符合毛澤東的“條件”。正因為這樣,民革也成了“重災戶”。在批判民革“右派”時,幾乎都要“新賬”、“老賬”一起算。所謂“新賬”,即“右派”言行,而“老賬”則是歷史“劣跡”。

民革的“名右派”之中,陳銘樞算一個。 陳銘樞走過曲折的政治道路: 一八九零年,他出生在廣西合浦。合浦以產珍珠而著稱,有所謂“珠還合浦”之語。他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過北伐,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副軍長。 後來,他也曾反共:一九二九年參加過江西圍剿紅軍。一九三一年出任江西剿共右翼軍總司令。 接著,他又反對過蔣介石:一九三三年,他和李濟深等一起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舉起反蔣大旗。失敗後去香港。 他積極參加了抗日戰爭。 一九四五年,他參加發起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這個聯合會是國民黨民主派的組織,反對蔣介石。 他從反共轉向親共。一九四九年出席了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

此後,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交通部部長、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 縱觀陳銘樞的政治道路,雖說有過反共、剿共這樣的“劣跡”,畢竟後來成了中共的戰友。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陳銘樞成了“右派”,那就翻出了當年的反共、剿共的“老賬”了……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曾說,“我們從各方面收到了關於右派分子陳銘樞反動言行的材料達百萬餘言,陳銘樞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 李濟深曾用這樣一段話,來概括陳銘樞的“罪行”: 陳銘樞是有綱領有組織有計劃進行反動活動的右派頭子。他為了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和反掉社會主義,制定了一套全面向黨進攻的綱領:他誣衊黨的組織、黨的領袖和黨的干部,妄圖削弱黨在群眾中的威信;他誣衊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主義建設,妄圖資本主義復闢;他誣衊人民民主專政,妄圖反革命統治之捲土重來;他誣衊民主集中製,妄圖實行資產階級所謂“民主”;他辱罵與黨靠攏的黨外人士和極力挑撥黨與非黨的關係,妄圖分裂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他反對蘇聯,妄圖破壞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他為了推銷他的反動綱領,到處拉攏落後,組織敗類,從事種種陰謀活動。他企圖篡奪民革中央領導和控制民革的地方組織,實際上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計劃步驟之一。

陳銘樞是張牙舞爪、喪心病狂的右派野心家。他幾乎逢人就咬,醜詆擁護共產黨的民主人士,醜詆黨員、團員,甚至詆毀毛主席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公然以為中國之大,只有陳銘樞及其一小撮右派集團才是正氣好人,共產黨應該退出領導地位,讓陳銘樞之流取而代之。他的魔爪很長,伸到四方八面,全國若干重要城市,幾乎都有他的爪牙。 陳銘樞是廣通聲氣、集反動之大成的右派巨魁。所有當代右派名人如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儲安平、龍雲、黃紹竑等等,陳銘樞無不與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一切反蘇、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等荒謬言論,陳銘樞都兼而有之。 陳銘樞是口是心非,造謠生事的右派陰謀家。他向黨進攻慣用兩面手法,說一些空洞恭維的話,接著就是惡毒的攻擊,這種手法是很陰險毒辣的。他企圖欺騙群眾,使群眾相信他的話是公正,黨的缺點是真實。他又慣於勾結各機關、學校中的不滿分子和壞分子,蒐集黨政領導的工作缺點,加以擴大或歪曲,甚至捏造事實,據以向黨大肆攻擊,但陳銘樞還說他對黨的“一片赤忱”哩! ①

在陳銘樞的種種“右派”言行之中,最為“要害”的是他所寫的一封尚未發出的信。這封信是寫給毛澤東的。 屈武曾以《駁斥陳銘樞給毛主席的信》為題,在批判陳銘樞的大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這一發言,透露了陳銘樞給毛澤東的信的若干內容。現摘要如下: 右派分子政治野心家陳銘樞,在今年五月十八日寫了一封信給毛主席。陳銘樞的這封信雖然不過三千來字,卻構成了一個十分完備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和行動綱領。 他攻擊毛主席“好大喜功”,在個人修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躁而難寧,察而難週”,“輕信幹部的虛偽匯報與教條主義的分析方法,未經鄭重細緻的研究,即作過激的決定。”在察人聽言,決策定計方面缺乏“睿斷”,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輕畸重,失緩失急”。陳銘樞說:“我深感於黨的領導諸同志,一般都缺乏個人師友的關係……對於人的精神生活,總不免失之單調”……

陳銘樞在信裡向毛主席說:您所常接觸的黨外人士“仍多趨附之輩,耿介不苟者實屬寥寥,至於能犯顏敢諫者,我尚未見其人。” 他說:“建國後,黨化敵為友,對來自舊社會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從效用出發,少能兼及其品格與能力的遴選,不次拔擢,累累若若,茸滿目、修潔潛光,至於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譽者有之,爭名獵位,祿蠹充斥。 “我感到你有時尚不免為喜怒所乘。在一個浪潮下,輕易挫傷高級幹部的自尊心和他們固有的地位,同樣有時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際,俟隙淆混黑白,投其所好。 “俾斯麥曾對威廉第一說過,'對相隨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馬勳勞,縱有不肯,不忍也不能去之,繼起所說,新初試,必能割此癰疽'。

“您那治病教人是有偉大感動力的,不知道感動了多少階級敵人,把他們變成了熱愛您的知心朋友了,為什麼我一個人始終爭取不到您的治療呢?安心把我關在門外,加重我的病痛呢? “蔣介石您都要團結他,為什麼不要我呢?”① 陳銘樞的這封沒有發出的信,錚錚灼見,鋒芒畢露。可是,在一九五七年,卻成了大逆不道的罪證,成為“極右”的“謬論”。 陳銘樞這樣的“反毛主席”的“新賬”,再加上歷史上反共的“老賬”,當然就被劃入“極右分子”之列。 甚至,還揭發出一個“陳銘樞反黨集團”: 陳銘樞在北京的反共小集團是陳銘樞由武漢調京後形成的,這是一個無形的小集團,其中的參加者,是以陳銘樞為中心的黃居素(陳的老朋友,也是陳的軍師),王之南(陳的秘書),曹任遠(陳的老朋友,工業學院的教授),羅偉之還有其他分子……

陳銘樞集團上海的首腦分子有在新滬中學鬧大民主的羅海沙,有陳銘樞的得意軍師、在民革提籃橋搞惡性發展組織的餘若南……① 陳銘樞在鬱鬱寡歡中度著晚年,於一九六五年五月病歿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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