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教授”之中，除了錢偉長之外，曾昭掄也是自然科學家。
曾昭掄的大名，給我的印像很深。我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進入北京大學化學系，就听說了“大右派”曾昭掄——因為他是北京大學化學系的老系主任。
曾昭掄在一八九九年出生於湖南湘鄉，於一九一五年進入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堂。一九二零年他赴美國留學，一九二六年獲博士學位。
從一九三一年起，曾昭掄便擔任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解放初，他擔任北京大學教務長兼化學系主任。
一九五二年，他擔任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
在化學界，一說起曾昭掄，人們常常總是以為他是一個脾氣古怪的人。倒是化學家、“右派”袁翰青教授在《平生風義兼師友——緬懷曾昭掄教授》一文中，頗為真實地刻劃了曾昭掄其人。
袁翰青這樣寫道：
曾昭掄教授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平時很少與人交際，只是專心治學，精神非常集中，有時簡直到了著迷的程度，而對於治學之外的其他事情則常常是心不在焉，因此關於他性情怪癖的傳說確實不少。曾夫人俞大因的姐姐俞大縝回憶說：“記得有一天，我從北大回家，路過沙灘前，只見昭掄站在紅樓前面，面對一根電線桿子，又點頭，又說又笑，過往行人不勝駭然。我走近他身邊，他也不理我，仔細聽他說話，原來他在和電線桿談化學哩。大概他又有了什麼新發現，得意了，把電線桿子當人，在向它報喜。”“昭掄對時間抓得很緊，把襪子穿好也嫌麻煩，常常是正一隻，反一隻。有一次，幾個民盟成員帶了孩子來訪，一個女孩忽然指著昭掄的腳說：'曾伯伯，你的襪子為什麼拖在腳跟上？真奇怪！'一位盟員說：'曾伯伯要是把襪子穿好，那才怪事呢！'”費孝通教授與曾昭掄教授交誼很深，費教授也說過：“儘管我們來往了多年，但是在路上碰到時，他除非有事要和我說。否則經常是熟視無睹，交臂而過，若不相識。”曾先生的家人也談起過下面兩件事：有一次在家裡吃飯，曾先生正在集中思考一個問題，竟錯拿了煤鏟到鍋裡盛飯；又有一天，天空陰雲密布。曾先生帶著雨傘外出，走了不久，就開始下雨了。雨越下越大，他的衣服被淋濕了。但他仍然提著傘走在馬路上，直到有人提醒他，他才想起把傘打開。
一九五七年，曾昭掄作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高等教育部副部長、全國科聯副主席、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不可避免地要捲入“大鳴大放”的漩渦。
袁翰青寫道：
一九五七年，曾昭掄教授作為民盟中央科學規劃組的召集人，積極參加擬訂我國科研規劃。他響應中共中央關於黨外人士幫助黨整風的號召，針對當時我國科研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實際問題，與千家駒、華羅庚、童第週、錢偉長等著名學者一起向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提出了一份有關對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書面意見，就保護科學家，科學院、高等學校與業務部門研究機關之間的分工協作，社會科學、科學研究的領導和培養新生力量等五方面提出了建設性的意見。然而，這份《意見》在《光明日報》發表後，在反右鬥爭中被視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曾昭掄教授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並撤銷了高教部副部長職務。
其實，這份《對於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一點意見》，現在仍可從一九五七年六月九日的《光明日報》上查到。這份《意見》並無“毒汁”。
《意見》鮮明地提出了“保護科學家”：
爭取十二年內使我國最急需的科學部門接近世界先進水平，必須“保護科學家”，就是採取具體措施保證科學家，特別是已有一定成就的科學家有充分條件從事科學工作，扭轉目前科學家脫離科學的偏向，首先要協助他們妥善地解決時間、助手、設備、經費以及合理安排使用等問題，使他們真正能夠坐下來，好好安心工作……
《意見》也強調了要重視社會科學：
解放以來，由於國家工業化的需要，把自然科學提到最重要的地位，這是完全應該的，正確的。在我國目前情況下社會科學可以比自然科學放輕一些，但是社會科學並不是不重要，也應該有相應的發展。
要發展社會科學，首先要改變對待舊社會科學的態度。有人認為資產階級社會裡沒有社會科學可言，因為那些過去被稱為“社會科學”的東西都是不科學的。社會主義社會裡的社會科學要從頭創造，沒有可繼承的。對於資產階級社會科學只有批判，談不到接受。對舊社會科學不是改造，而是取消。因此，解放以來，過去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社會科學的人，在情緒上受到了一定的影響，某些學科解放後竟被廢除，或不成為獨立科學。過去研究社會學、政治學和法律學的人很多轉業了。過去許多課程因為蘇聯沒有就被取消了。有些課程比如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情況、政治制度、國際關係、國際法等本來都是政治學系的主要課程，但至今未受到應有的重視。這些做法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對待舊社會科學應當是改造不是取消，因此應當恢復的應即採取適當步驟予以恢復，應當重視的就應重視起來。
《意見》還對“政府部門的負責人”提起“意見”來了：
在社會科學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當成客觀規律。例如，有些財經上的重要政策問題，如果政府部門的負責人作過報告，學者們也就只能作些宣傳解釋工作，這樣是不夠妥當的。開國以來，在政法、財經等方面所採取的方針政策，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也不能說每一措施、每一階段或每一環節都是毫無缺點的。我們認為應該鼓勵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重視調查研究工作，根據實事求是的精神，對政府政策法令提供意見，政府部門應主動將有關資料盡量供給有關的社會科學研究工作者，並幫助他們製造研究工作的條件。只有這樣，社會科學研究工作才能與實際相聯繫，才能克服目前理論落後於實際需要的狀態。
這份由曾昭掄主持起草的《意見》，卻在“反右派運動”中被打成“大毒草”！那罪名十分嚇人，日“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
再加上那“六六六”事件，曾昭掄也就被打入另冊了……
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四日，中國科學院召開批判《意見》的大會，會議分別由院長郭沫若和副院長吳有訓主持。一百多位科學家出席了會議。挨批的主角，乃是曾昭掄。
原本參加起草《意見》的千家駒先生，迫於形勢，來了個“反戈一擊”。他質問曾昭掄：
“搞科學體制問題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動機？”
翌日的《人民日報》這樣報導千家駒的發言：
“民盟'科學規劃問題'臨時研究組是章羅聯盟陰謀的一部分。但是怎麼成立這小組的，他和童第週、華羅庚是不清楚的。曾昭掄平時對民盟的工作管得併不多，但是對這件事卻非常熱心。”
《人民日報》也報導了華羅庚的發言。華羅庚檢討說：
“我嗅覺十分不靈，犯了錯誤，對不起人民，要作為教訓，今後下功夫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站穩立場，明辨是非。”
華羅庚還說：
“右派分子竟提出要'保護科學家'的口號，是一种血口噴人的誣衊。”
此外，千家駒、華羅庚、童第週還聯名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題為《我們也被右派分子利用了一次》：
今年五月中旬，章伯鈞、羅隆基沒有經過民盟中常會討論通過，就由少數人決定成立“高等學校黨委製”、“科學規劃”、“有職有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四個工作組，其中科學規劃小組指定由曾昭掄、千家駒、華羅庚、童第週、錢偉長五人負責。他們說，當時他們的政治警惕性不高，未懷疑其中有任何陰謀活動，就答應了。以後這個小組開過幾次會，起草了一個《有關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而他們因事因病沒有完全參加會議，特別是最後由費孝通（他不在五人小組之內）修改過的文件沒有徵求大家的意見就送走了。直到《光明日報》把這個文件發表以後，他們才知道其中有些問題的提法犯了原則性的錯誤。主要的錯誤有：要“恢復”和“重視”的話在原稿上是沒有的，是有人最後加進去的；強調“人民內部在培養機會上應一視同仁，對於有培養前途的青年都應當平等地看待”，這好像說國家過去對培養新生力量不是一視同仁，或者不是平等地看待似的，這不符合事實；“保護科學家”的提法也不妥當，意思好像是說黨和政府不保護科學家，這也不符合事實。
在那些日子裡，曾昭掄過著“挨批——交代——再挨批——再交代”的苦難生活。
那位曾以《中國西北角》聞名的老記者、新華社總編輯范長江，用風趣的“公式”概括曾昭掄的“交代”：
頭上一頂大帽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犯罪），
腳下一雙大鞋（從新做人，徹底改造），
拖一個小尾巴（還要繼續交代），
肚子卻很空虛。
曾昭掄在高壓之下，不得不違心承認：他“實際上是章羅聯盟中的一員大將，是他們的幫兇。”
曾昭掄被劃為“極右分子”，他也就被撤消教育部副部長的職務。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六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第十七次擴大會議決定撤消曾昭掄中央常委職務。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一屆五次全會決定撤消曾昭掄的人大代表資格。
雖然曾昭掄要求“保護科學家”而受到批判，毛澤東對於曾昭掄的這一條意見倒是聽進去了！
在毛澤東看來，搞建設，沒有自然科學家不行。所以，對自然科學確實應該加以保護。
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八日，讓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自然科學方面反右派鬥爭的指示》。
《指示》說：
科學界的高級知識分子，是資產階級右派和我們奪取領導權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在科學界高級知識分子中間，必須認真嚴肅地開展反右派鬥爭，決不能有溫情主義。
但要區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不同情況，更加細緻，區別對待。特別是對於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學家和技術工作人員，除個別情節嚴重非劃不可者外，應一律採取堅決保護過關的方針。
在反右派鬥爭中，對掛帥點火的，進行深入的揭露批判，對有較高科學成就的，不可輕易劃為右派，必須劃的，也應“鬥而不狠”：對有的人，“談而不鬥”。
對於老右派，主要應該拿過社會主義這一關的政治標準來衡量，而不可簡單地拿他們在民主革命階段是否是右派來衡量；
對在日內瓦會議後爭取回國的歐美留學生，一般要“不批不鬥”。
顯然，曾昭掄、錢偉長屬於“個別情節特別嚴重非劃不可者”，所以還是劃為“右派”。
不過，由於中共中央有這一《指示》，所以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家中的“右派”少一些；即使劃成“右派”，處分也輕一些。
後來，即便到了“文革”，毛澤東在製定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也專門規定了一條：
“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
曾昭掄在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之後，曾希望回到北京大學化學系，未能如願。他到了武漢大學化學系工作。
他在“文革”中備受折磨，並沒有因為他是科學家而得到保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他在極度困苦中離世，終年六十八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