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教授”之一的吳景超，也中彈累累，成為大批判的靶子。
在種種批判文章之中，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許征帆的《揭露章羅聯盟的謀士——吳景超》，最為入骨三分。
此文一開頭，就咄咄逼人：
右派大將吳景超，是章羅聯盟智囊團裡的頭號人物。他參與這個聯盟的反社會主義戰略計劃的製定，並力圖實現它。
我們知道，章羅聯盟反社會主義的戰略是：首先，趁黨整風的時機，借“批評”、“監督”、“爭鳴”之名，在科學文教界到處放火，煽動教師帶領學生上街；其次，再把火放到小商小販中去，使上了街的學生與市民結合起來，造成混亂的局面；最後，打著“收拾殘局”的幌子，粉墨登場，妄想取共產黨而代之，復辟資本主義。
這個狠毒的戰略計劃，雖是最近才全盤暴露出來，但早在大“放”大“鳴”之前，章羅聯盟的成員已千方百計在為實現它創造條件。在這方面吳景超當然不會落後於自己的“盟兄”、“盟弟”。
文章接著描畫吳景超的“謀士”形象：
要實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陰謀，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必須控制自己所在的組織，使它變質，成為作戰的基地。吳景超已認識到把民盟抓到章羅聯盟手中的意義。要掌握民盟，關鍵在於盟內的右派能否團結起來，爭取中派，排除左派。為此，吳氏夫婦親自出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份“苦諫”羅隆基應與章伯鈞搞好關係，羅用實際行動證明了他接受這種建議。在建立這個反動聯盟過程中，吳景超首立“汗馬功勞”。
章羅聯盟建立後，右派分子就開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動，在執行這一陰謀的過程中，吳景超的“功績”同樣是不可埋沒的，他參與了攻擊鄧初民的大合唱，咒罵他是“教條主義者”；參加了進攻民盟北京市委會的活動，企圖把吳晗攆走，讓曾昭掄上台；進行了改組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圖南搞下來，將費孝通捧上去，而吳景超也被內定為第一副部長。
總之，一連串的“貢獻”，使得僅僅有五年盟齡的吳景超，由一般的盟員，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員會委員，而中央委員兼學習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而內定為文教部首席副部長，並代表民盟出席全國政協。真是官運亨通，青雲直上，這就是章羅聯盟給自己的忠實的謀士的“報酬”。
很自然，要“揭露”吳景超，不能不提及“六六六”事件：
以章羅聯盟謀士的身份，出席“六·六”陰謀會議，是吳景超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的高峰。這個會是資產階級政治野心家研究“目前的形勢與右派的任務”的會議。在這個殺氣騰騰的會上，吳景超發表對形勢的看法，介紹了李景漢的咒罵黨為秦始皇、思想改造為侵犯人權、新知識分子為新狗熊的反動謬論，並攻擊“人大”為“四不像”，必須“摧毀”的教條主義“堡壘”，最後，他還懇求主子章伯鈞根據當時的局勢，指示具體的任務。
最後，許征帆概括了吳景超“罪惡活動”的三大特點：
第一，主動積極。只要章羅一出什麼壞主意，吳善於立刻把它化為具體的方案、計劃，付之執行；
第二，設謀獻策。在關鍵性的問題上，他總是精於根據“領導意圖”提出作戰計劃；
第三，深謀遠慮。凡是他設計出來的各反動方案，幌子總是特別多，欺騙性大，而且進攻或退卻的步驟，都有比較周密的考慮。這些特點說明吳景超真不愧為章羅聯盟的謀士與乾將。
吳景超是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一九零一年，他出生在安徽歙縣乃胡適的同鄉。
他從清華學校畢業後，前往美國攻讀社會學，獲博士學位。
此後回國，在南京金陵大學及清華大學任社會系主任、教授。
他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
吳景超作為社會學家，頗具真知灼見。早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他便在《新建設》雜誌上發表《中國人口問題新論》。他尖銳地指出：
“中國人口的龐大，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
“中國有四萬萬以上的人口，一不能衛國，二不能生產，只是許多的消費的單位，加增中國的消費力量而已。”
“中國的財富本是有限的，現在都要供給這許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窮困衰弱的路上去。”
緊接著，他又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新建設》雜誌上發表另一重要文章《社會學在新中國還有地位嗎？ 》。他作為一位社會學博士，對這一問題發表了深刻的見解：
“在解放以前，中國許多大學中都設立了社會學系。一九五二年院系調整之後，這些社會科學係都一概取消了。過去搞社會學的人，大部分都改業了。當然這不等於說，過去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現在沒有人研究了。不是這樣的。社會學的某些部分，如勞動問題、民族問題，在我們的高等學校中，現在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機會。但是也有些部分，現在還未得到適當的安排。我在這篇短文中，只想對於這些部分的安排，提出一個初步的意見。”
不料，在“反右派運動”中，吳景超的這兩篇閃耀著真知光芒的論文，都被打成了“大毒草”。再加上那“六六六”事件，吳景超一下子就被劃入“極右分子”的名單。
其實，如今重讀吳景超先生的“右派言論”，就會為他的真理性見解而扼腕驚嘆！吳景超曾這樣激烈地抨擊了教條主義。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北京日報》上說：
“這些人遇到一個理論問題或實際問題，不是去蒐集、分析事實，從事物的客觀聯繫中去尋求答案，而是去查經據典，看看馬恩列斯對這些問題是怎樣說的。
“例如，說民族問題的，並不去認真地研究中國有那些少數民族、分佈在什麼地方、有些什麼特點，而只會背誦斯大林所講的四個基本特徵；研究帝國主義的人，並沒有去蒐集有關美國、英國的大量事實來進行分析，而只知道背誦列寧在一九一六年所提出來的五個基本經濟特徵，使得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還停留在第一次歐洲大戰那個階段。”
他最後深惡痛絕地指出：“教條主義對於馬恩列斯所沒有說過的話就不敢說，離開了馬恩列斯就什麼文章也寫不出來，而且還迷信馬恩列斯，以為他們所說的任何一句話都可以施諸四海而皆準。”
吳景超還在一九五七年第三期《新建設》雜誌上指出，中國經濟的發展，必須建立在“高度技術基礎”上。這在五十年代，是很“超前”的見解：
“如何在最短期內，消滅國民經濟中的技術落後現象，使所有勞動者都在高度技術的基礎上生產，都能夠創造出很高的勞動生產率，則到目前為止，似乎還沒有一個大家滿意的方案。
“我們對於每一勞動者所配備的生產資料，如果比理想的水平少一些，低一些，生產還是可以照舊進行的，但是這種生產，就不是在高度技術基礎上進行，而可能是落後技術基礎上進行，那是不符合於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要求的。”
吳景超的這些“右派”言論，反映了他思想的深邃和見解的深刻。他不幸地遭到撻伐。歷史學家範文瀾甚至稱他是“國家放火犯”——因為他到處“煽風點火”！
吳景超劃入“右冊”之後，備受煎熬，而在“文革”中又雪上加霜，終於在苦風淒雨的一九六八年五月含冤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