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六”事件在一九五七年成為全國關注的政治事件。這個在六月六日由章伯鈞召開的六教授會議，由於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加以抨擊，成了“反右派運動”的重點。
毛澤東是這樣寫的：
反動的階級敵人為什麼自投羅網呢？他們是反動的社會集團，利令智昏，把無產階級的絕對優勢，看成了絕對劣勢。到處點火可以煽動工農，學生的大字報便於接管學校，大鳴大放，一觸即發，天下頃刻大亂，共產黨馬上完蛋，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鈞，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勢估計。這不是利令智昏嗎？ “利”者，奪取權力也。 ①
黃藥眠作為六教授之一，也被列入了“極右分子”的名單。
在我的印像中，黃藥眠教授一直是一位民主黨派人士。一九五七年，黃藥眠是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全國文聯副秘書長，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
有一回，我在翻閱上海出版的《黨史資料》時，偶然在王哲然寫的《一九三四年我在上海團中央工作的一些情況》一文（載一九八三年三期），見到一段談及關於黃藥眠的不平常的經歷：“團中央宣傳部部長番茄（即陳子林，現名黃藥眠）每周至少有三個半天時間給大家作報告……”
如此說來，這位“番茄”的原本是一位資深的中共黨員。
我細細查閱文獻，這才發現，黃藥眠和那位也被列為“極右分子”的葛佩琦一樣，都是中共老黨員。黃藥眠加入中共的時間，甚至比葛佩琦還早十年——一九二八年！然而，在一九五七年，黃藥眠和葛佩琦一樣，也是被作為“民主人士”出席種種座談會的……
一九九零年十月二十六日，我下榻於當年黃藥眠執教的北京師範大學。黃藥眠教授已於一九八七年九月三日病逝，無緣訪談。我只得前往圖書館，尋訪黃藥眠之子黃大地。
採訪一開始，我就問起“黃藥眠”這個有點古怪的名字的來歷。就這樣，黃大地從“黃藥眠”的來歷說起，回憶他的父親……
其實，黃藥眠是筆名，竟以這筆名傳世。在他晚年，熟悉的人不稱他“黃老”，而是叫他“藥老”！
他的真名叫黃仿，一九零三年一月十四日生於廣東梅縣。
由黃仿而曾取名黃恍，又從這“恍”字延伸為“藥眠”，意即“吃了藥睡眠”，因為他是二十年代取這一筆名的，那個年月太使他“恍惚”了！
早年的黃藥眠，愛好文學，寫詩、譯詩、譯小說。他漸漸地不“恍惚”了。他在一九二八年加入了中共——那是蔣介石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之後，中共正處於最艱難的時候。
此後，他成了中共地下工作者。
一九二九年秋，他被中共派往莫斯科，在青年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
一九三三年冬，他回到上海。他成了“番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宣傳部長。
他回國不到一年，因叛徒出賣，他被國民黨特務逮捕。他曾這樣回憶：
我記得我是在一九三四年中秋節後（大概是十月二十二日）在法租界李梅路二樓被捕……
被捕的那天晚上，大概是在九點多鐘，同住的女孩於若美（被捕後化名為陳文淑）已經上床睡覺了，我還在趕寫什麼東西。突然聽見有輕輕地敲門的聲音。我吃了一驚，因為這時不是小陸（內交）來跟我們接頭的時間。但是又想，可能是什麼緊急的通知，敲門聲又這樣輕。過了好一會又敲了幾下，我當時就示意於若美起來，把窗口的警號摘掉。她剛起來我就去開門了。門剛剛開了一條縫，三四個大漢就乘機推門而入。接著又有四五個人衝了進來。手槍指著我說：“不准動！”實際上已一邊一個人拉著我的手，我動也不能動了。 ①
在獄中，黃藥眠受盡折磨，從未鬆口。他被判處十年徒刑。
一九三七年，他由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保釋出獄。他千里迢迢，奔赴延安。雖說在延安他受到了接待，可是他卻未能恢復中共黨籍。
此後，他在中共領導之下，長期從事文化工作，編報紙，寫長詩，寫小說。一九四六年，他在香港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於是，他便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現在種種社會活動之中。
一九五七年四月，黃藥眠出任中國民主同盟宣傳部部長。
在大鳴大放之中，黃藥眠也放了起來。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引起了他的共鳴。他說：
舊一代的知識分子是從舊世界來的。他們在舊世界裡曾經走過一長段的旅程。但是由於各人所經歷的旅程不同，所以他們衣襟上都染上有不同的酒痕和不同的塵土。也因為這個緣故，所以他們對於今天新時代的看法也就不免各個從其所已經經歷過的旅程去加以衡量和比較。
費孝通同志說現在正是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這個說法，我認為也是有一部分理由，而且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見解。但在我個人看來，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日起就已經是春天，這並不是我有意要唱反調。這只能說我有我的一番經歷。當國民黨反動派統治的時候，我只是半個流浪漢半個知識分子，生活像是被一條線懸在空中，門口時常有不尷不尬的生面孔出現，窗口的短牆外，時常有人露出一個頭來在探視，走路的時候也時常提防著後面有什麼人跟踪。至於搖筆為文，既不能成為文豪，徘徊在大學的門牆外邊，也只能作一個牆外的行人，嚮往於牆內的住人的笑聲。到了全國解放，眼看全國人民都獲得解放，反動的國民黨統治被推翻，在中國飛揚跋扈百多年的帝國主義勢力從中國大陸被趕走，我就不禁大樂。而我個人則竟然有機會追隨在許多專門學者後面做一名小小的知識分子，有機會摸摸書本，這比我過去，有時在寒風刮面的深夜裡躑躅在街頭的情況，的確是溫暖得多了。所以我說，從那時起，就是春天。
當然，春天也還不免有一兩次的春寒，或者是一夜東風不知吹散了花紅多少，或者甚至個人也還不免有一個時期的“傷春”的情緒，但春天究竟還是春天。可惋惜的只是我不能像梅花最先傳出春天的消息。 ①
應當說，黃藥眠雖然對費孝通的文章表示贊同，但是也提出不同看法，況且他的看法應算的“老革命”式的看法——他回憶了解放前那“冰冷”的生活。
不過，黃藥眠以為，春天也不免有“春寒”，這他就“犯忌”了。
黃藥眠接著繼續談論著知識分子話題，他寫道：
知識分子，喜愛知識，喜愛自己的專業，那是很自然的事情。知識分子希望有一個書齋，書齋裡有幾本書，那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所以協助和推動他們搞好業務，是很重要的工作。
但是如果說，有人想躲進書齋裡去就不出來了，那恐怕事實上也不可能。即使你想“兩耳不聞天下事，一心專向聖賢書”，但是時代會來敲你的門，它會給你許多邀請。而且今天的知識分子，真的想鑽進書齋裡去，不出來過問天下大事的人，恐怕是很少的。如果真的有人這樣說，那恐怕也是出自一時的感慨……
黃藥眠批評了有些知識分子：
我覺得有些知識分子就不夠尊重別人。好像他就是天生成的諸葛亮，或者是應著天上的什麼星宿下凡，命定的搖搖鵝毛扇就可以指揮如意！我們還得更多學習謙虛。
漸漸地，隨著大鳴大放的“氣溫”的升高，黃藥眠的話也就越來越尖銳了。
他說起中共黨員和非黨員之間的不正常關係。五月十二日，《人民日報》報導了黃藥眠五月十一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
黃藥眠在談到黨與非黨的關係時說，當前最重要的缺點是黨與非黨的關係搞得很不好。他認為，有些事黨員不對也認為是對的，非黨員對的也認為是不對的。黨員可以一年提升三級，非黨員儘管勤勤懇懇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級。黨員犯錯誤關起門來在黨內檢討，只要不受組織處分，依然有權在手。非黨員犯錯誤，黨組織對他很少教育、幫助，一方面任其自流，另一方面就開始對這個人作組織處理。
他說，有些學校領導人怕和教師群眾見面，專門坐在辦公室聽黨、團員的匯報，造成部分群眾怕和黨、團員接觸。還有部分黨員恃功驕傲，有特權思想，不甚讀書，靠黨吃飯，口談馬列主義，而不肯刻苦鑽研。他說
這次整風實在是十分必要的。
六月五日，黃藥眠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的座談會上，談起了自己的處境：
我自到了北京後，很滿意，不滿的就是叫我當了系主任，有職無權而拿人當玩具玩一玩。 ①
此後，當“反右派”的鑼鼓敲響，作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黃藥眠，不能不對章伯鈞、羅隆基表示譴責。
黃藥眠在六月二十日《光明日報》上發表談話稱：
“章伯鈞不能算是左派，他是一向主張中間路線的。”
“羅隆基是一貫的資產階級思想。”
雖然他也如此批判章、羅，可是，毛澤東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發表，作為“六教授”之一的他，馬上成了“反右派”的醒目目標。
於是，黃藥眠也被打入“另冊”。
黃藥眠成為“右派”，內中還有康生的“功勞”。作家秦牧一九九一年二月五日曾在天津《今晚報》上發表《奸臣的“定場詩”》一文，這樣寫道：
在所謂“反右”運動期間，康生親自跑到北師大，要把一級教授黃藥眠劃為“右派”。何以他如此赤膊上陣呢？有一次我曾問過黃藥眠這是什麼道理？黃的回答是，多年以前，在莫斯科的時候，他奉派當過康生的翻譯，深知他的為人勾當。康生當時對王明是極盡巴結恭維之能事的。為了封住黃藥眠的口，免得露餡，他就親自出馬，使出這渾身解數……
有了那毛澤東所寫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又加上康生“親自出馬”，黃藥眠已經無法甩掉頭上的“右”帽。
黃藥眠遭到了嚴厲的批判。種種批判文章之多，足以編一本“文集”。
此處僅選兩段批判文章，也足以窺“全豹”矣。
語言學家陸宗達在批判黃藥眠時，稱他“極不老實”，“總結”了黃藥眠的“手法”：
“一是撒謊；二是抵賴；三是抗拒；四是拖延，企圖反攻；五是躲閃，故意把政治問題說成是思想問題；六是有的問題根本不談，有的談得很少，有的卻反复地談。”
最有意思的是，詩人張光年在批判黃藥眠時，頗為別出心裁。這位《黃河大合唱》的詞作者，《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採用在黃藥眠的原文中加括號、又在括號中加註，在嚴肅的“階級鬥爭”中，給讀者帶來一點“幽默感”，令人想起詩人當年筆下的“張老三，我問你”：
幾年來我寫的文章很少，但就這一點點經驗來說，也就不難體會到寫批評文章之難！ （想粗暴）不能粗暴，（想諷刺）不能諷刺，（想說俏皮話又）不能說俏皮話，（想否定權威又）要照顧到權威，（想罵倒大作家又）要照顧大作家，（想壓制新生力量又）要照顧到新生力量，（想反對領導又）要照顧到領導首長，（想打擊老先生又）要照顧到老先生，（想挑撥又）要照顧到統戰，（想投機，因此）要考慮主編的意圖，（想趕浪頭，因此）要考慮蘇聯目前雜誌上流行的意見，（怕投錯了機，趕錯了浪頭，因此）要考慮將來政策轉變時為自己留退步。
腦子裡這樣許多“照顧”（為的騙人），許多“考慮”（考慮如何騙人），於是自己的主意就越來越少（口是心非的話就越來越多了）。
文章力求委婉（多繞彎子），力求面面俱到（怕露出破綻），力求不至惹起別人的反駁（使你看得見，抓不住）。
許多重複了不知千百次的為人所熟知的大道理，大原則，（為了裝潢門面）也不妨假定讀者有“百讀不厭”的精神再來一次重複。
肯定之後（哪裡是真肯定？）必須來一個“但是”（使你摸不透），否定之後（怕否定出毛病來）必須來一個解釋（使你摸不透）。 ①
在一九五七年那“五七風暴”之後，黃藥眠就不能再上講台了。他的夫人蔡徹，原本是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資料員，竟然也被劃為“右派”。
在“文革”中，黃藥眠又受衝擊。好在他已不是系主任，挨不上“走資派”，只是充當“陪鬥”的角色。
這位一級教授，受到“監督勞動”——乾著打掃廁所之類的勞動。
他終於走過一生中泥濘、陰霾的一段路程。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他的冤案得到了徹底平反。那位迫害狂康生，也得到應有的下場——雖然康生已經死了，仍被開除中共黨籍。
步入晚年的“藥老”，口授回憶錄，由夫人蔡徹執筆終於完成四十四萬字的《動盪：我所經歷的半個世紀》。當這本書出版前的半個月，黃藥眠卻因心力衰竭，病逝於北京友誼醫院，終年八十四歲。
黃藥眠本來還打算寫“五論”，即《創作論》、《風格論》、《典型論》、《文體論》、《鑑賞論》，都因他的離世而付諸東流。倘若沒有那“五七風暴”，他早就可以完成這一系列理論著作……
“六教授”之一的陶大鏞教授，和黃藥眠一起執教於北京師範大學。
陶大鏞也陷入“右派”泥坑。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發表報導《陶大鏞檢討不深刻引起不滿》。那是指陶大鏞被迫“交代”“六六六”事件。陶大鏞說：
六月六日，章伯鈞曾邀請費孝通、錢偉長、吳景超、曾昭掄、黃藥眠和他到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座談（胡愈之也在座，但是沒等會開完就走了）。當時章伯鈞在會上危言聳聽地說：“大學生這樣鬧下去，說不定會發生匈牙利那樣的事件”，“如果學生跑上街來，與市民搞在一起，事情就不好辦了”，“交通部在漢口辦的一些學校已罷課了，形勢很嚴重”。陶大鏞說，他和費孝通、錢偉長、曾昭掄、黃藥眠幾位同志的發言，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章伯鈞的感染，把黨群之間的矛盾誇大了。後來在吃午飯的時候，章伯鈞一邊吃一邊大談發展組織，甚至站了起來，脹紅了臉，揮起拳頭，說民盟應該發展到幾百萬人。陶大鏞說，當時覺得章伯鈞“雄心”不小。
陶大鏞教授這樣“不深刻”的“檢討”，當然“引起不滿”。
於是，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會，追問陶大鏞，要他徹底交代“六六六”事件。
陶大鏞不得不作了這樣的“交代”：
陶大鏞說，在“六教授會議”上，他談了四個問題：
一，北大學生來師大組織罷課未成；
二，反映了董渭川談目前形勢是“五四”運動以來所未見的情況；
三，肅反斗錯的多，舉了羅志甫為例；
四，評級評薪問題。
“我談到師大情況時主要集中在平反和評薪問題上，對這兩個發言較長。我還說我們負責人說話要慎重，同學們訪問記錄發表前要看過等，總之是怕負責任。如果同志們說這是兩面派，我也不狡辯。”①
陶大鏞也被迫“揭發”黃藥眠：
陶大鏞指出，黃藥眠認為共產黨在腐化。陶說：黃藥眠一向發言是很少站起來的，但這次是站了起來而且很激動地作了二十多分鐘的發言。他主要是談了黨內滋長著資產階級思想，正在從內部腐蝕黨的問題。黃說這是非常危險的，這危險是從內部產生的，正如資本主義內部產生矛盾一樣。黃藥眠這套謬論，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同意。 ①
“交代”也罷，“揭發”也罷，陶大鏞教授依然被定為“極右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