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毛澤東的部署，“極右派”成了“反右派運動”的重點對象。
那個稱《人民日報》為“盛錫福帽莊”的陳新桂，被列入了“極右派”的名單。尤其是吳晗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揭露了羅隆基曾力荐陳新桂主持民盟北京市委的工作，使陳新桂與羅隆基的密切關係更引人注目。
筆者在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採訪陳新桂先生時，他說及一九五七年的災難時，老淚縱橫，心境百般痛楚……
陳新桂對筆者說：“一九五七年，八個民主黨派中，'右派'大約九千多人，民盟是最慘的，'右派分子'竟達四千多，佔八個民主黨派中的一半！民盟中央委員中，五分之二以上，被打成'右派'！民盟如此之慘，就是因為出了所謂的'章羅聯盟'，誅連了很多很多人，我只是其中的一個而已。其實，大鳴大放是中共號召的。民主黨派領導人的鳴放座談會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主持的。在那些日子裡，李維漢三天兩頭向毛澤東作匯報鳴放情況……”
筆者查到一篇題為《駁陳新桂》的文章，作者為千家駒先生。千先生當時是以“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的身份，對曾經在該院進行學習的陳新桂提出批判。
千家駒先生的《駁陳新桂》發表於七月十四日的《文匯報》。文章指出：
陳新桂最大的錯誤是把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專政混淆起來，共產黨專政的說法是資產階級對共產黨的誣衊。所謂共產黨專政，就是共產黨員對非共產黨員的專政，在工人中，共產黨員工人對非共產黨員工人的專政。馬列主義中那兒有這一條？陳新桂學習了馬列主義後，居然以資產階級的話來誣衊我們，這是我們不能容忍的。
人民民主專政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消滅資產階級生產資料所有製。蘇聯建國才四十年，我國建國才十七年，錯誤是難免的，但決不能因此得出結論，以取消無產階級專政。陳新桂認為除“三害”必須取消無產階級專政，照這邏輯，資產階級專政、封建主專政倒沒有三害了，誰都知道這是不符合事實的。事實上只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真正取消三個主義。如果無產階級專政是三個主義的根源的話，就不可能提出除“三害”這個問題，無產階級專政的優越性就在這兒。
陳新桂在社會主義學院曾經說：“苟全性命於亂世。”人民的解放，在他看來是亂世，這算什麼話？他又說：“邦無道則隱。”這兩句話完全暴露了他的思想本質。我想他現在所遺憾是土改了，無處可隱吧。
陳新桂認為現在是亂世，是邦無道，那麼怎麼使邦無道為有道呢？依照他的邏輯結論，只有恢復地主、資本家、蔣介石的專政了，除此之外，無別路可走了。他今天說他擁護共產黨，我認為這話是成問題的。
在批判“章羅聯盟”的日子裡，陳新桂得了一頂“章羅聯盟聯絡員”的“桂冠”。
不久，那“盛錫福帽莊”又送他一頂新的“帽子”，日“右派理論家”。
就在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深入開展反右鬥爭的指示》下達後第八天——一九五七年八月九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新華社記者於民生的文章《右派理論家陳新桂的嘴臉》，為他“加冕”。
於民生的文章寫道：
章伯鈞接受羅隆基的推薦，曾經準備要右派“理論家”陳新桂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陳新桂是怎樣的一個人？章伯鈞和羅隆基為什麼這樣賞識他呢？
社會主義學院揭露出來的陳新桂的大量反動言行，為這個問題作了回答。
陳新桂常對人這樣說：“幾年來精神生活不及解放前愉快”。可是，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向共產黨瘋狂進攻的時候，陳新桂活耀起來了。他說：“我從來沒有這樣高興過。”那時，他曾經說：“'匈牙利事件'很可能在中國發生，如果發生，將不可收拾。”他以為時機已到，他在民盟中央和社會主義學院所舉行的座談會上發表了一系列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荒謬言論。
陳新桂不但惡意地污衊“無產階級專政是產生'三害'的根源”，而且對歷次革命運動，特別是肅反運動，惡毒地進行了誹謗。他誣衊這些運動“是製造矛盾的重大根源”，是“助長了唯心主義，推銷了唯心主義”，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個別的”這種結論是“反馬列主義”的。
陳新桂把歷次革命運動出現的新氣象，歪曲為“只有政治上的一致，沒有過思想感情上的一致，正如柏油路一樣，柏油下面是碎石，一遇震動就破碎了。”
陳新桂把中國共產黨描繪成“獨裁者”，他公然對毛主席和劉少奇同志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他對民主黨派機關掛毛主席像很為不滿，他要求民主黨派機關應該掛自己黨派領袖的像。
陳新桂別有用心地攻擊人民日報和新華社。說“新華社危機到了”，說人民日報是“教條”，“沒有人想看它”，並吹噓光明日報和文匯報“無論編排和內容，都是最好的報紙”。同時，陳新桂還在社會主義學院揚言要退學，到光明日報去擔任“重要工作”。
陳新桂極端仇恨蘇聯，仇恨馬克思列寧主義。他惡毒地誣衊斯大林的錯誤和匈牙利事件的發生，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制度造成的。他說：“資本主義有危機，社會主義也有危機；資本主義要完蛋，社會主義也要完蛋。”他還荒謬地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對蘇聯沒有什麼“友誼”，都“恨蘇聯”，報上說社會主義國家堅強團結是“應酬話”，是“講得好聽”。
文章“揭露”了陳新桂和羅隆基的“親密”關係：
羅隆基和陳新桂是在一九四五年相識的。一九四六年陳新桂在“人物雜誌”上寫了一篇“民主鬥士羅隆基”的文章，大捧羅隆基。從此，羅隆基和陳新桂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羅隆基到了那裡，就在那里安插陳新桂當他的耳目。解放以後，羅隆基任民盟宣委會主任，安插陳新桂作秘書，羅隆基負責政協外交組和和大（引者註：“和大”指世界和平理事會全體大會）宣傳部工作時，又把陳新桂帶去作心腹。一九五一年，民盟北京市委改選，羅隆基支持陳新桂去競選，陰謀奪取民盟北京市的領導權。陳新桂在羅隆基的支持下扶搖直上，一九五六年他成為民盟中央候補委員。
文章還“揭露”陳新桂和章伯鈞的“密切”關係：
陳新桂同章伯鈞的關係也是很密切的。六月十日在民盟中央的整風座談會之前，陳新桂就對人說：“章伯鈞今天要戰鬥，我今天也要戰鬥。”會上陳新桂繼續發表了反動言論。會後，章伯鈞找陳新桂談話。章伯鈞責備陳新桂沒有見機而行，埋怨他不該“到這時候還講這種話”。
文章最後來了個“習慣動作”——“挖老根”，指出陳新桂為什麼這樣“瘋狂向黨進攻”，是因為有著“殺父之仇”：
陳新桂是湖北江陵人，他的父親陳眷煌是一個負有血債的惡霸地主。在大革命時代曾向農民進行倒算，並且由於他的控告當時在當地堅持革命活動的先鋒隊隊長張文申被偽軍團逮捕殺害，一九五二年土地改革時，陳眷煌畏罪自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