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大的“反右派”攻勢之下，第一屆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了“右派”們紛紛檢討的大會。
一個又一個“右派”頭面人物登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講台，名為“代表發言”，實為交代檢查。
一時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講台，成了“右派”們高唱“是我錯”的“歌壇”。
章伯鈞作為中國的頭號“右派分子”，唱起了“是我錯”。七月十五日，他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向人民低頭認罪》的發言。
章伯鈞承認自己是“罪人”：
我今天是一個在政治上犯有嚴重錯誤的罪人，能夠獲得全體代表們的寬大，站在你們的面前，允許利用幾分鐘的時間，來表示承認錯誤，低頭認罪，下最大的決心努力改造自己的態度。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曾指示過，只要“經以外力的推動，生活的體驗和自己的覺悟，右派分子能夠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會主義改造大門對他們是開著的。”在這次連日大會上和各個小組會議上，特別是安微小組代表會議上各位代表對我所進行的譴責和揭發，將我的醜惡的荒謬的言行紛紛暴露出來，我表示衷心的接受和感謝。自從全國人民把我嚴重的錯誤言行提出以後，我們國家的敵人如帝國主義者、台灣蔣幫分子和潛藏在國內的少數反革命分子都在興高彩烈地利用我們這般右派分子反動言行當作宣傳工具，企圖破壞我們偉大祖國的威信，這使我感到萬分的悲痛，覺得自己的罪行更加嚴重起來。 “親者痛心，仇者稱快”，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全國人民和全體代表對於我的責備和揭發，正是對我進行搶救工作，不讓我完全沉淪下去，而是給我有再生的機會，我在此要再一次向全國人民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謝！ ①
接著，章伯鈞“挖”自己的“歷史的根源”。這種“挖根”檢查，是那種年月所常見的：
我的錯誤思想和罪行是有歷史的根源，反動的階級本質和一貫性的。我是地主階級出身，長期受著封建思想（桐城派）和資產階級教育的人。一九二七年我背叛了光榮的中國共產黨以後，墮落成“三分反共，七分反蔣”的中間路線的首要分子，組成了所謂第三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前身，專作政治軍事投機活動，一遇到機會就行動起來，沒有了機會就停止下來。這樣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投機思想，一直保留到中國人民偉大的革命勝利以後。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正逢著光榮的、偉大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三十週年誕辰之日，我雖然發表了“共產黨教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沒有挖出壞思想的根源，因此我的立場站得不穩，忽“左”忽“右”，忽冷忽熱，往往表現兩面派的作風，對舊事物很留戀，對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而實際有距離。這個潛伏下來的壞思想在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進行批判以後，又重新冒出頭來了。我對斯大林有著過分的惡毒的批評，對蘇聯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成績有時給以過低評價，有時強調了它的缺點。又因為反教條主義的影響，就連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也加以輕視，從未認真學習，這就形成了反馬列主義的所謂修正主義思想。這個新的壞思想正與我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它的危險性是服務於資產階級的危險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反對或者企圖削弱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 ①
章伯鈞最後表示了“痛改前非”的“決心”：
從上述各種錯誤的事實看來，在這一年多來，我的政治思想蛻化到了這樣可恥可惡而又這樣可怕的地步，我得意忘形，利令智昏，個人政治野心與日俱增起來。我企圖把自己一套的反動的政治主張，利用我的工作的地位，通過種種方式，如正式會議、座談會和私人會談等和兩個民主黨派組織關係與一個《光明日報》的宣傳機構，去逐步擴大影響，散佈毒素，以求其實現。而這一切錯誤的言論和行動，就是說明我站在資產階級右派的反動立場，來否定我們國家最基本的製度，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民主集中製，否定黨的領導，是完全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這一個重大的罪行的責任，我是不能逃避的。我願向全國人民請罪，向黨和政府請罪。
當前全國人民要求給我這個右派分子以嚴正處分，這是理所當然的，我願意接受。我恨自己的醜惡，要把舊的反動的我徹底打垮，不再讓他還魂，我要同全國人民一道來參加反右派分子的嚴肅鬥爭，包括我自己的鬥爭在內。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過去救了我，今天黨又重新教我一次，我希望在黨和毛主席的領導和教育下，獲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愛黨愛國家愛社會主義的立場，痛改前非，全心全意為社會主義服務。
各位代表，這個檢討只是一個低頭認罪的檢討，不夠全面也不夠深刻。關於一切必須交代的問題將繼續向有關單位進行徹底交代。最後希望各位代表對我的錯誤言行，繼續給予嚴正的揭發和批判。 ①
章伯鈞作了檢查，儲安平也唱起了“是我錯”。章伯鈞稱《向人民低頭認罪》，儲安平檢查的題目則是《向人民投降》。
七月十三日，儲安平發言一開始，就表示“低頭認罪”：
我六月一日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以及我在《光明日報》的工作都犯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嚴重錯誤。經過全國人民對我的批判，我現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真心誠意地向全國人民低頭認罪。 ②
接著，儲安平表示，“黨天下”是“絕對錯誤”的，承認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
我的關於“黨天下”的發言絕對錯誤的。首先，我說今天是黨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和事實完全不符。解放以後，人民在黨的領導下翻身作了主人。今天的天下是人民的天下，到處蓬勃著巨大的人民力量。黨以真誠的大公無私的精神領導人民、教育人民、團結人民。就以我們現在實行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來說，這一個成為全國和各級地方權力機關的人民代表大會，就是一個民主基礎最廣泛的政權組織。全國和各地的政治協商會議，更是最能體現黨團結黨外人士的統一戰線政策的。無論在政府機關、學校、工廠或人民團體，都有大批的黨外人士負擔著主要的領導聯位。黨努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遇事和黨外人士協商，徵求大家意見。就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一九五四年夏天我去新疆的飛機票都定了，但是因為要協商人大代表名單，政府希望我臨時把飛機票退去，等協商有了結果再離開北京，這就說明黨對團結黨外人士是如何的重視和認真。然而我在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中，硬說“不論大小鉅細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我這樣說，正如工人同志批判我的，是睜著眼睛說瞎話，是混淆是非，模糊一部分人民的認識，挑撥黨和人民關係。其次，我們的憲法肯定了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黨的政策方針首先要由黨員來執行。黨指派黨員在各個地方，各個部門工作，是黨貫徹黨的政策和履行黨對國家對人民的歷史任務的必要措施。事實告訴我們，凡是沒有黨領導的地方（通過黨員），黨的政策便不能正確執行，工作便容易發生錯誤。因之，在我們的國家裡，黨員在各個地方，各個部門參加工作，是一個極其正常的、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現象。不僅憲法里肯定了黨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就是在全國人民的思想感情裡，也都把黨看成是我們國家中的最大的財富，是全國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領導力量和核心力量。黨的存在和黨的強大是保衛人民民主革命勝利果實、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引導人民進入幸福美好生活的有力保證。中國人民都一致承認黨給全國人民辦了數也數不清的好事。全國人民正為在黨的領導下而完成的一切偉大的成就而歡呼、自豪，從心底里感激著黨。正因為這樣，人們紛紛要求黨選派黨員去領導他們學習、領導他們工作。黨的責任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卻把這些情況說成是“黨天下”，想用這樣一頂帽子來反對黨的領導。不僅如此，我還進一步錯誤地把黨說成是一個宗派組織，企圖分裂黨和人民的關係。黨承認有些黨員在思想作風上以及某些工作上有缺點，為了克服這些缺點，更好地提高和加強黨的力量，黨決定用嚴肅的態度進行整風。可是我卻把某些個別黨員的缺點說成是黨的缺點。這充分暴露了我的真正目的是要直接對黨進行攻擊，從而削弱黨的威信，削弱黨的領導。但是我這種反動的言論經不起駁斥，一經人民揭發，就完全露出了我這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醜惡面。 ①
儲安平也承認所謂的“章羅聯盟”，並把自己的“黨天下謬論”跟“章羅聯盟”聯繫起來：
我所犯的錯誤，實質上又為“章羅聯盟”為核心的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反黨活動而服務。根據最近報紙的揭發，現在大家很明顯的認清，“章羅聯盟”是一個陰險的政治勾結，他們的目的是想通過擴大自己的力量，和黨分庭抗禮。逐步篡奪領導。我的“黨天下”的謬論實質上成為替他們的反黨陰謀搖旗吶喊，而在那篇謬論中提出十二個副總理中沒有一個黨外人士這一點，實際上也等於在替章伯鈞、羅隆基開口要求副總理的職位。 ①
儲安平還說及自己遭到“嚴厲的批判”後的心情，倒是頗為真實：
當全國對我進行嚴厲的批判、我開始看到我自己的錯誤的時候，我內心感到無比沉痛，感到無地自容。每天郵差同志送報紙信件到我門口，我自己都沒有臉到門口去拿。上上星期我因病去看醫生的時候，我都不敢說我姓儲，深恐醫生懷疑我就是那個右派分子儲安平。全國人民對我的嚴厲批判，使我嚴肅地認識到，假如我不痛下決心，從根本上改造自己的思想，改變自己的立場，我就沒有前途。 ②
雖說章伯鈞和儲安平言不由衷，但是畢竟一個“低頭認罪”，一個“投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