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右派”聲中召開的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是一次非同往常的會議。由於那些著名“右派”們大都是全國人民代表，因此這次大會也就成了“反右派”的戰場。
在大會上發言批判“右派”，最為激烈的要算吳晗。
本來，“反右派”鑼鼓一敲響，一馬當先的便是吳晗。在大會上，吳晗又作了題為《控訴章伯鈞、羅隆基的罪惡活動》的發言，那火力之猛是罕見的。
吳晗高呼“我憤恨，我控訴”，踏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講台。一開始，吳晗這樣說道：
我是中國民主同盟盟員，從一九四六年起就負責北京民盟地方組織的工作。我代表我自己和北京市絕大多數盟員，控訴章伯鈞、羅隆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
章伯鈞、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是一貫的，有組織、有計劃、有部署、有策略、有最終目的，並且，還和各方面的反共分子有配合，異工同曲，互相呼應，妄想鑽黨整風的空子，奪取黨的領導權，把今日人民的天下，變為“章羅同盟”的天下，把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國家，變成資產階級專政的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實際是美國式的國家。他們的言論行動是破壞民盟盟章的，是違反憲法的，是反對全國人民的，也是反對民盟的多數盟員的。我憤恨，我控訴。
吳晗說出了他作為中國民主同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員和羅隆基矛盾的由來：
一九五一年羅隆基替現在人所共知的右派健將陳新桂競選民盟北京市委，請清華盟員教授吃飯，要他們投陳新桂的票，飯吃了，票沒有投，落了空。又想法從市民盟拉人出去，請我們的三個脫產乾部吃飯，說只要北京民盟和中央（羅）合作，民盟的事情就好辦了，飯吃了，三個乾部回來告訴了組織，妙計又落了空。章伯鈞在一九五一年五一節，在天安門城樓上對我說，只要我們倆人合作，事情就好辦。我置之不理。這樣，就越發仇視、敵視我們，無論我們作什麼事，總是不對。北京民盟因為沒有接受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章伯鈞、羅隆基的領導，多年來像是封建家庭的小媳婦，怎樣也稱不了這兩個要改嫁的惡婆婆的心。
章羅兩人原來是兩個把頭，爭權奪利，勾心鬥角，互不相下。過去，他們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在盟內爭地位，爭各自黨羽的安排，建國以來，章羅在民盟中央，除了鬧人事糾紛以外，從來也沒想到要替人民辦點好事。突然一年多以前，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之後，在匈牙利事件之後，在世界各國反共高潮之後，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口號提出之後，他們對國際和國內形勢的估計，以為要變天了，共產黨站不長了，民主黨派大有可為了。章羅兩個多年冤家突然變成“章羅同盟”了，兩個人此唱彼和一鼻孔出氣了，一個腔調說話了。不是個別的而是聯合一致的來打擊我們了。
吳晗尖銳地抨擊了章伯鈞：
章伯鈞的民主設計院和他在農工民主黨內部的談話，“我帶頭，主張中國搞兩院制，把政協變成參議院，把人大變成眾議院，政協有監督權和不同意權（否決權），人大有選舉權和立法權。”所謂監督權和不同意權，實質上就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他還說這個主張，已經有很多人同意。我們要問，他所謂很多人，除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和受他們蒙蔽的極少數人之外，還有什麼人呢？他還說本錢大就是大黨，本錢小就是小黨，做一個政治家，就要從實際出發，這也就是說明了他為什麼主張大發展，而且發展的規律越來越大，從一、二百萬提高到八百萬的緣故，也說明了他要拿這個他所謂大本錢把新中國拖上資本主義的道路，但是他忘記了當年蔣介石也曾經有一個中國最大的黨，可是最後也沒有拯救他可恥的失敗的命運，他忘記了一切反人民的政黨不管它大小，最後注定是要被人民拋棄，扔在垃圾坑和被人民埋葬的。
他有本錢，有兩個黨，一個農工民主黨，他是絕對黨魁，一個民盟，他是第一副主席，和羅隆基同盟以後，包辦一切。還有一個報紙，光明日報。但是本錢不夠大，要拖六萬萬人上路，還拖不動，這就是他要發展八百萬人的道理。
吳晗接著激烈地抨擊羅隆基：
羅隆基的本錢比章伯鈞更小。只有一個小集團，這個小集團包括張東蓀、曾昭掄、潘光旦、費孝通、吳景超、範樸齋、張志和、葉篤義、潘大逵、劉王立明、週鯨文等人。大體上以清華畢業一小撮不願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留美學生為骨幹，都是“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人數雖少，分量在章伯鈞看來卻不輕。其中羅隆基、費孝通又自命為最熟悉和了解知識分子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右派的代言人。因為他沒有一個自己的黨，所以只好搞據點，通過他的人來奪取當地組織的領導權。他的據點在西南是潘大逵，在太原是王文光，在浙江是姜震中，在上海是彭文應、陳仁炳，在湖南是杜邁之，在湖北是馬哲民。他有這點本錢，也就可以和章伯鈞結成同盟，也就可以策劃於密室，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
吳晗最後狠批“章羅同盟”：
造成輿論另一策略是奪取報紙，通過他的女將浦熙修攫取了文匯報，構成了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這樣一個製造輿論部。同時，他還通過和授意儲安平，造成了“黨天下”的輿論。這樣，兩個黨派，深入到基層點火，兩個報紙，一北一南，派出大批記者，到九大城市、到各個大學到處點火，火焰瀰漫，煙塵蔽目，弄得他們自己也暈頭轉向了，以為共產黨“失去人心”，以為共產黨能放不能收，要收得三百萬軍隊，但人心是去了。這條船要沉了。出路在哪裡呢？只要民主黨派的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出來說話就可以，現在民主黨派說話是有力量的。章伯鈞的結論是：“共產黨現在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幫助黨。”大有“收拾殘局，舍我其誰”之慨。這就是章羅所組織的四個委員會之一的科學規劃委員會，六月六日由章伯鈞召集北京曾昭掄、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吳景超、黃藥眠等六教授集團的密室人物，這次會議，是章羅同盟的一次行動表現，也是章羅同盟到處點火以後的高潮，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高潮。他們妄圖製造這樣的氣氛來威脅黨，進行政治訛詐，他們要藉此挺身而出，以幫助之名，行篡奪之實。他們的言論和各方面的右派分子配合，異曲同工，互相呼應。他們幻想匈牙利事件會重演於百煉成鋼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結果是從自己點火所造成的煙幕出發，錯誤的估計，罪惡的行動，點火，火燒了他們自己，鑿船，整個
右派分子下了水！暴露出他們是人民的敵人。
吳晗的發言，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造成很大的震動。雖說吳晗是中國另一場政治運動——“文革”悲壯的祭旗者，然而他卻是這一場運動——“反右派”衝鋒陷陣的猛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