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自從反右派以來，章伯鈞和羅隆基早了成了眾矢之的。不過，打從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發表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之後，對於章伯鈞、羅隆基的批判不同以往：過去批章是批章，批羅是批羅，如今卻把章、羅聯繫在一起，作為“章羅同盟”來批判。
在中國當代的諸多冤案之中，“章羅同盟”是一大冤案，千家駒先生甚至稱之為“千古奇冤”。 ②
在中國民主同盟之中，章伯鈞和羅隆基同為副主席，但章是章，羅是羅，彼此之間不合作，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由於毛澤東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提出所謂“章羅同盟”，指鹿為馬，成了冤案。
在那種年月，《人民日報》社論一呼百應，批判者人云亦云，個個批判“章羅同盟”，也就把“章羅同盟”打成“鐵案”。
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發表之際，正值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召開（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章伯鈞作為人大代表，正出席會議。會場，變成了“反右派”的“戰場”。
在一片對於“章羅同盟”的指責聲中，七月三日上午，章伯鈞不得不在安徽代表小組裡對“章羅同盟”這一問題表態。
章伯鈞是這麼說的：
“在思想上、工作上是和羅隆基聯盟的，但沒有正式開過會，沒有明確的幾條綱領。所以和羅隆基聯盟，主要是利益沒有衝突，思想是一致的，都有政治野心。然而我過去和羅隆基的關係是不好的。現在之所以要和羅隆基聯盟，是想通過羅隆基，把在羅隆基影響下的知識分子拉過來。”
章伯鈞的這段話，雖說迫於強大的政治壓力，不得不“承認”“在思想上、工作上”跟羅隆基存在“聯盟”，而實際上否認了“章羅聯盟”，因為“沒有明確的幾條綱領”。因為毛澤東所指的“章羅同盟”，是政治上的“同盟”，並非“思想聯盟”。
再說，章伯鈞“所以要和羅隆基聯盟”，只不過想“把在羅隆基影響下的知識分子拉過來”而已，而毛澤東則稱：“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顯然，章伯鈞那些話，無法使批判者滿意。
也就在這一天下午，章伯鈞又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受到批判，再度就“章羅同盟”表態。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雖說也曾接連開會批判章伯鈞，副主席黃琪翔曾作了這樣的揭發：
“章伯鈞是一個惡毒無情的野心家。盧郁文批評了章伯鈞的發言以後，章懷疑盧是共產黨員，懷疑共產黨是要通過盧郁文來打擊他。有人告訴他盧郁文不是共產黨員，他強作苦笑，表示不同意。這就是他對共產黨的認識。”
但是在中共看來，這種批判太“軟弱無力”。
為此，新華社在七月二日發出《農工黨中央動向可疑》的電訊，指出：
“副主席黃琪翔和副秘書長李伯球沒有把他們和章伯鈞的私房話說出來”！於是，在七月三日下午，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也就加強了“火力”，召開二百多人的會議，猛批章伯鈞。
章伯鈞不得不又後退了一步，即從上午承認“章羅聯盟”是“思想聯盟”、“工作聯盟”，後退到承認是“政治聯盟”！
章伯鈞說：
“這個聯盟是從去年開始的。先是在思想上同盟，以後就發展到政治上的聯盟。我們沒有綱領。”
章伯鈞又說：
“我自己有一套想法、有陰謀、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
請注意，章伯鈞只是稱“我自己”“有綱領”，而“章羅聯盟”則“沒有綱領”。
這時，居然有人揭發說，中國農工民主黨黨內，還存在“章黃聯盟”。這“黃”，是指黃琪翔。
章伯鈞答道：
“關於聯盟，我沒有法子答复這個問題。我的作風惡劣，獨斷專橫，家長制。我現在已成為一個眾叛親離的人。”
章伯鈞作為交通部部長，在交通部也受到批判。一九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報》發表報導《在交通部反擊右派分子會上章伯鈞親信吐露小集團內幕》，內中寫及章伯鈞的“親信”王一帆的揭發：
“王一帆說，去年九月，章羅聯盟形成。”
這麼一來，把“章羅聯盟”形成的日子都說得非常確切——在此之前，章伯鈞只是說在“去年”形成而已。
王一帆所謂的“去年九月”，是指一九五六年八月章伯鈞從北戴河回北京之後。
章伯鈞在重重壓力之下，只得違心地承認了“章羅聯盟”。
那是章伯鈞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作了題為《向人民低頭認罪》的發言，內中一段這樣談到“章羅聯盟”①
■關於章、羅聯盟的問題，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和羅隆基有過私人的權利鬥爭。自一九五六年後，由於思想認識的一致，走上了今天章羅聯盟的險途，我們聯盟的結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於彼此都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我的政治主張符合他的要求，因過去一些和他接近而反對我是高級知識分子，也一變過去反對我的態度而同意了我。羅隆基曾不斷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裡，我跟到那裡！”並提出民盟沈老做名譽主席，我可當主席，他就可以做第一副主席，我沒有同意。自去年以來在民盟工作上，他支持我的意見，在民盟中央人事安排上，如費孝通、範樸齋、潘光旦、曾昭掄、吳景超等的工作崗位，我都滿足了羅的願望。
■民盟分工他管宣傳，我管文教。 《爭鳴》月刊，同意由他領導，我亦不加以過問。特別是他在民盟和政協方面極力強調知識分子問題，我都予以支持，即在他硬要掌管文化俱樂部問題上，我也支持了他。
為什麼我要和羅隆基妥協呢？我想在民盟內大知識分子中間取得一定的政治影響，所以我想通過羅的關係，使我在知識分子中間好做工作。盟內大知識分子如費孝通、潘大逵、曾昭掄、吳景超、潘光旦、錢端升、馬哲民等都和羅有私交，在此我需要得到羅的支持，才能達到影響大知識分子的目的。這裡，就可以說，由思想上的共鳴，進到政治上的聯盟。彼此互為利用，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