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且按下章伯鈞和羅隆基不表，先說說《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那矛頭直指的上海《文匯報》。
那時的上海，在柯慶施的領導之下。柯慶施此人，有著“毛主席的好學生”之“譽”。其實，細細考證起來，他原本的“美譽”並不是這一“光環”。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慶施去世之後，翌日中共中央所發布的訃告中，是這麼高度評價柯慶施的：
“柯慶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是中國人民的忠誠戰士，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①
這“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是對柯慶施的極高評價。
無奈，“文革”開始後，“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成了林彪的“專利”，也就不再稱柯慶施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而是“降”了一級，稱之為“毛主席的好學生”。從此，一提“毛澤東的好學生”，人們就習慣地知道是指柯慶施。 “文革”後，人們則戲稱之為“上海的那位好學生”——誰都知道這是指柯慶施。
柯慶施知道毛澤東寫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理所當然地“緊跟”，在上海向《文匯報》發動猛烈攻勢。
七月一日當天，《人民日報》記者從上海發來以下電訊②：
《人民日報》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給上海新聞界帶來了巨大的推動力量。
上海的五家報紙，今天都全文轉載了這篇社論，各報社工作人員們都爭相閱讀，認為這篇文章給上海全體新聞工作者上了及時深刻的一課。
《文匯報》今天在一版顯要地位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社論，並發表了二篇消息，揭露了該報副總編輯浦熙修的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活動，和該報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的錯誤言行。文匯報編輯部在消息後邊加了一個按語。
《文匯報》在七月一日發表了報導《本報工作人員列舉事實揭露徐鑄成錯誤言行對抗黨的領導堅持資產階級辦報方針》。文末，以黑體字發表如下編者按：
編輯部按：本稿發排時，《人民日報》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恰恰傳到了編輯部。首先讀到這篇社論的是本報值夜班的同志們。所有的同志一致的無保留的完全擁護這篇社論對本報的嚴肅的批評，並且下定決心，在最短期間內徹底揭露報社內外右派分子利用本報向黨瘋狂進攻的一切陰謀活動，堅決劃清和右派分子的界線，改正本報所犯的嚴重的政治錯誤，並以這個實際行動回答《人民日報》的嚴正批評。
《文匯報》在批判社長兼總編輯徐鑄成的報導中，用了這樣一系列黑體標題：
徐鑄成支持浦熙修利用“百家爭鳴”，組織煽動性報導和文章，堅持要登“北大民主牆”的反動報導；
徐鑄成反對“兩點論”，還說不要反批評；
徐鑄成不同意對葛佩琦的謬論展開批判；
徐鑄成一貫抗拒黨的領導，還說要唱反調，要同儲安平競賽；
徐鑄成還說，不要做《人民日報》的“應聲蟲”；
徐鑄成認為真正依靠的是民盟組織；
徐鑄成散佈抗拒黨的領導的言論。
內中，有這麼一段：
編委黃立文說：“《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發表後，徐鑄成在編前會議上說：知識分子是一群老鼠，好容易才跑了出來，現在一頓足，老鼠都跑光了。徐鑄成又說：《人民日報》是'蛇頭'，各報跟著走，'蛇頭'轉幾個彎，我們'蛇尾巴'就要垮了。”
在《人民日報》發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之日，上海《文匯報》就發表批判徐鑄成的報導，“配合”可謂“神速”。其實，毛澤東的《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在發表之前，《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鄧拓就已經打電話給《文匯報》副總編欽本立。欽本立是《文匯報》中共黨組書記。鄧拓向欽本立透露了風聲，要《文匯報》“爭取主動”，而且要徐鑄成先作自我檢查。
徐鑄成曾說：
“我怎麼樣也想不通，不知如何落筆？”
《文匯報》在七月二日發表了社論，那題目是含淚的：《向人民請罪》！
社論說，《文匯報》在這幾個月中，確確實實成了“章羅聯盟”向無產階級猖狂進攻的喉舌。
請注意：毛澤東用的是“章羅同盟”一詞，《文匯報》用的是“章羅聯盟”一詞。
為什麼《文匯報》用了不同於毛澤東的提法呢？
照字面上講，“同盟”、“聯盟”，似乎無大區別。當然，細細考究起來，也有一點差異：“聯盟”是各自獨立而聯合在一起，“同盟”則更進一步，“共同結盟”。
但是，章伯鈞、羅隆基同為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這“章羅同盟”容易使人跟“中國民主同盟”聯繫在一起，給中國民主同盟帶來莫大的政治壓力。為了避免這一“副作用”，於是，有人主張改稱“章羅聯盟”，以便把“章羅”跟中國民主同盟區別開來。
至於這“有人”究竟是誰？尚待考證。
據查證，最早提出“章羅聯盟”一詞的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秘書長胡愈之。其依據是七月四日《人民日報》對七月三日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整風座談會的報導，胡愈之在會上要求羅隆基交代四個問題，其中第四個便是“章羅聯盟”問題。
但是，“章羅聯盟”一詞，早於胡愈之之前，已經出現在七月二日的《文匯報》上，應當說《文匯報》最早用“章羅聯盟”一詞。
如果再往前追溯，早在毛澤東指斥“章羅同盟”之前，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已經有人指斥章伯鈞和羅隆基建立“反黨聯盟”。
毛澤東顯然注意到中國民主同盟的批判會動向。他把章伯鈞、羅隆基“反黨聯盟”，稱之為“章羅同盟”。
中國民主同盟考慮到“章羅同盟”這“同盟”兩字的副作用，把“章羅同盟”改稱為“章羅聯盟”——這也符合最初所稱的章伯鈞、羅隆基“反黨聯盟”。
此後，報刊上常用“章羅聯盟”一詞，但是有時也用“章羅同盟”一詞。特別是毛澤東，自始至終用“章羅同盟”一詞。所以，從此“章羅同盟”、“章羅聯盟”兩詞在報刊上混用。
《文匯報》的社論說，右派怎麼講，《文匯報》就怎麼做。章伯鈞、羅隆基的鑼鼓怎麼敲，徐鑄成、浦熙修就怎麼唱。
社論說，《文匯報》有黨組織，但是沒有起黨組織應起的作用，他們被徐鑄成的“以黨代政”的狼牙棒嚇呆了，同徐鑄成的鬥爭是軟弱無力的。
社論稱頌毛澤東是“燈塔”。社論寫道：
“燈塔已經又一次發出危險信號了，我們再不擺正舵向，船非觸礁不可。”
社論結尾處，在一片沉痛的調子中，發出高昂的聲音：
“用我們的筆，與右派決一死戰。”
《文匯報》在七月三日，又發表了社論《痛切改造自己》，表示“我報全體工作人員”在讀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之後的“萬分沉痛”的心情。
也就在七月二日和七月三日，《文匯報》接連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長文《我們的初步檢查》。
以下是這篇《我們的初步檢查》的小標題，從中可以看出全文概貌：
剛剛複刊就販買資產階級思想；
整風沒開始就宣傳羅隆基的謬論，發出向黨進攻的訊號；
借整風為幌子向黨猖狂進攻；
唯恐天下不亂派人到處點火；
挑撥黨群關係煽動黨員叛黨；
用聳人聽聞的標題盡誇大煽動之能事；
故意把毛主席的重要講話登得極不顯著；
對儲安平的謬論加意渲染，對何香凝的正義之言略而不提；
浦熙修秉承章、羅意旨在文匯報貫徹右派路線；
徐鑄成事事抗拒黨的領導，處處同儲安平競賽誰更右；
不少編輯記者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以致為右派分子俘虜。
《文匯報》的這一長篇檢查，完全是按照毛澤東在《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中定下的調子寫的。所以，檢查中這樣承認：
“《文匯報》在過去一個短時期內確實犯了不可饒赦的政治錯誤，成了右派野心分子羅隆基、章伯鈞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有力工具。這一令人痛心的事實，追尋根源，是和本報副總編輯兼北京辦事處主任浦熙修和右派野心分子羅隆基、章伯鈞反動聯盟串在一起分不開的。這正像《人民日報》七月一日的社論所提到：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這一根線，篡奪了《文匯報》的政治方向。”
由於《文匯報》誠惶誠恐的“請罪”、“檢查”，毛澤東十分得意。他後來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上，作了題為《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的講話，說道：
“我們不需要像波蘭那樣封一個刊物，我們只要黨報發一兩篇社論就行了。對文匯報，我們寫了兩篇社論批評它，頭一篇不徹底，沒有講透問題，再發第二篇社論，它就自己改。”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