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一日，雖然經中共黨史專家們後來查明並非中共“一大”的開幕之日，但是自一九四一年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在七月的第一天紀念自己的誕辰。至今，中共仍以七月一日為黨的生日。每逢七月一日，中共報紙的主題便是紀念黨的生日。
一九五七年的七月一日不同往常。這天的《人民日報》，雖說也發表馬敘倫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那樣紀念“七一”的文章，可是頭版所載長篇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卻與紀念黨的生日毫不相干。
這篇《人民日報》社論，顯然是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所載“本報編輯部”文章《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的繼續。兩篇文章，皆出自毛澤東手筆。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一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於是如今人人皆知是毛澤東所寫。可是，《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並未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很多人誤以為不是毛澤東所寫。其實，早在一九六零年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時，就同時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初編本中是有《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一文的。一九七七年四月，《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時，正值剛剛粉碎“四人幫”，而《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是以姚文元的文章為“由頭”寫的，顯然不合“時宜”，也就刪掉了。
七月一日《人民日報》所發表的毛澤東寫的社論《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是毛澤東關於“反右派”的極為重要的文獻，其重要性甚至不亞於那篇《事情正在起變化》。
如果說，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中決策進行“反右派”，那麼，《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則是定下了“反右派”的重點是“章羅同盟”。
毛澤東在社論一開頭，表揚了《光明日報》，批評了《文匯報》。毛澤東寫道：
自本報編輯部六月十四日發表《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以來，文匯報、光明日報對於這個問題均有所檢討。
光明日報工作人員開了幾次會議，嚴肅地批判了社長章伯鈞、總編輯儲安平的方向錯誤，這種批判態度明朗，立場根本轉過來了，由章伯鈞、儲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路線轉到了革命的社會主義路線。由此恢復了讀者的信任，像一張社會主義的報紙了。略嫌不足的是編排技巧方面……
文匯報寫了檢討文章，方向似乎改了，又寫了許多反映正面路線的新聞和文章，這些當然是好的。但是還覺不足。好像唱戲一樣，有些演員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裝腔作勢，不大自然。這也很難。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毛澤東接著點出了《文匯報》的要害所在：
嚴重的是文匯報編輯部，這個編輯部是該報鬧資產階級方向期間掛帥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脫。帥上有帥，攻之者說有，辯之者說無，並且指名道姓，說是章羅同盟中的羅隆基。兩帥之間還有一帥，就是文匯報駐京辦事處負責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幹的女將。人們說：羅隆基——浦熙修——文匯報編輯部，就是文匯報的這樣一個民盟右派系統。
毛澤東尖銳地抨擊了“章羅同盟”：
民盟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的，是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還有農工民主黨，一模一樣。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同盟造起來的。別的黨派也在造，有些人也很惡劣。但人數較少，系統性不明顯。就民盟、農工的成員說來，不是全體，也不是多數。呼風喚雨，推濤作浪，或策劃於密室，或點火於基層，上下串連，八方呼應，以天下大亂、取而代之、逐步實行、終成大業為時局估計和最終目的者，到底只有較少人數，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數被蒙蔽，少數是右翼骨幹。因為他們是右翼骨幹，人數雖少，神通卻是相當大的。整個春季，中國天空上突然黑雲亂翻，其源蓋出於章羅同盟。
毛澤東論述了資產階級右派的概念：
現在又回到“資產階級右派”這個名稱。資產階級右派就是前面說的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這是科學的合乎實際情況的說明。這是一小撮人，民主黨派、知識分子、資本家、青年學生里都有，共產黨、青年團裡面也有，在這次大風浪中表現出來了。他們人數極少，在民主黨派中，特別在某幾個民主黨派中卻有力量，不可輕視。這種人不但有言論，而且有行動，他們是有罪的，“言者無罪”對他們不適用。他們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是不是要辦罪呢？現在看來，可以不必。因為人民的國家很鞏固，他們中許多又是一些頭面人物。可以寬大為懷，不予辦罪。一般稱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稱為反動派。
毛澤東的這篇《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名義一發表，對於全國的震撼力，絕不亞於六月八日的那篇《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 》。
如果說，《這是為什麼？ 》是吹響了“反右派運動”的動員號，那麼，《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則是指出了“反右派運動”的總攻目標——“章羅同盟”。
頓時，章伯鈞和羅隆基陷入了“千夫所指”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