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運動”已在中國如火如荼般開展起來，然而，什麼樣的人算的“右派”？劃分“右派”的標準是什麼？全國到底有多少“右派分子”？
毛澤東採取的辦法是先“反”起來再說。他根據“反”的情況，不斷下達指示，不斷修改指示。
從六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九日，毛澤東批發了三個中共中央文件，分別規定了對待“右派”、左派和中間派的政策。
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打擊、孤立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指示》。
《指示》要求，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要實行內外夾擊，無情地給他們以殲滅性打擊。使他們在國家安定的形勢下，再難於組織像現在這樣大規模的反共運動。切記不要在階級鬥爭的緊要關頭，姑息養奸，養癰遺患。
《指示》指出，劃分右派必須實事求是，對於右派的數量，不要估計不足，劃得太少。當然也不要擴大化。
《指示》認為，全國暴露出的企圖復辟的右派分子，已經是數以千計。右派分子同人民的矛盾，實際上有些已經超出了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但是，還需要按照情況的變化，加以分析，才能分別確定。
這一指示中所規定的對“右派”予以“無情”“殲滅性打擊”，埋下了“左”的禍根。
這一指示所估計的全國的“右派分子”“數以千計”。究竟是一千，還是九千？不得而知。
六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一兩個月後吸收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的通知》。這是培養左派的文件，即把一批非中共的“反右派”積極分子吸收入黨。
當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則發出《關於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指出爭取和團結中間分子，是使目前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這場政治鬥爭、思想鬥爭獲得完滿勝利的一個關鍵。
毛澤東為這一指示中的一段話，進行了精心的修改。以下加了“■”號的，是毛澤東所加：
對於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並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極右派加以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採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這樣做，對於安定和爭取、團結中間分子，對於打擊、孤立和分化極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應當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經毛澤東仔細改定的中共中央這一段指示，還是注意了不要擴大打擊面的問題——儘管歷史已經證明連一九五七年那些所謂“極右派”也未必屬於打擊的範圍。
也就在這一中共中央文件中，毛澤東親筆寫下了一段關於右派人數的估計：
右派和極右派的人數，以北京三十四個高等學校及幾十個機關中，需要在各種範圍點名批判的，大約有四百人左右，全國大約有四千人左右，你們應當排個隊，使自己心中有數。
這是毛澤東的對於“反右派運動”的極為重要的估計。
雖說毛澤東的這一估計，大大超出中共中央在一九八零年經過仔細“複查核實”後的數字：中央級的只五名，加上地方的九十多名，總共為一百名（儘管今日對這一百名也未必認可）。
不過，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的這一估計，跟後來大大“超額”了的“右派”數字相比，還是小小的。
僅僅過了十天，毛澤東就把這一估計推翻了，整整“擴大了一倍”！
那是在七月九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中央關於增加點名批判的右派骨幹分子人數的通知》，全文如下：
寫罷這一《通知》，毛澤東還寫了一封短信：
毛澤東起草的這一通知，中共中央於七月九日當天發出。
到了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轉發中共北京市委《關於反右派鬥爭情況的報告》。
這一《報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北京全市已發現右派分子七千五百十一人，已在大小不同範疇內重點批判的為三千五百二十九人，佔右派總數百分之四十七。全市有極右分子一千二百五十七人，佔右派總數百分之十六點七。全市已登報的極右分子一百三十五人，近日又決定增加五十五人。
《報告》還說，北京各高校共發現右派分子四千二百三十人，其中極右分子一千一百二十五人。
《報告》說，教授中的右派分子為一百九十二人，佔教授的總數百分之十三點八。其中極右分子為八十五人。
這份《報告》所報告的僅是北京市的右派分子數目，尚不包括在北京的中央直屬機關中的右派分子。
這份《報告》僅僅反映截止八月七日的統計數字。
光是北京市這一統計數字，就已經相當於毛澤東在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計的全國的“右派”總數的一倍！
薄一波曾這樣談及“反右派運動”：
據我所知，粉碎“四人幫”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正被錯劃的“右派分子”的結果表明，反右派鬥爭中所劃的五十五萬人中，除極少數是真右派外，絕大多數或者說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錯劃的。在這些被錯劃的人當中，有許多參加革命多年的黨的干部，許多同黨長期合作共事的愛國人士和朋友，許多學有專長的知識分子和富有經營管理經驗的工商業者，以及許多政治上熱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學生。 ①
薄一波所說的“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人”，其實還是一個大大縮小了的數字。
即使是這個數字，也相當於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計的“四千人”大了一百三十七倍！
在回顧往事時，薄一波批評了毛澤東對於“反右派”的“主觀隨意性”：
對右派分子數字的估計，在很大程度上帶有主觀隨意性，並不是建立在嚴肅的事實基礎上的。六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估計需要在各種範圍內點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約四百人，全國大約四千人。僅僅過了十天，新的估計又翻了一番。到了九月八屆三中全會時，全國已劃右派達六萬二千多人，據會上的透“底”估計，全國大約有右派分子十五萬人。而到整個運動結束，全國共劃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人，比八屆三中全會的透“底”估計還多四十萬人。這說明，我們對右派的情況，並沒有一個確實可靠的估計，而基本上是跟著群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從指導思想上講，雖然也說過“不可過分”、“決不要擴大化”，但是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過程中，一再反對“溫情主義”，強調“深入挖掘”。機械地規定百分比，比例不夠就硬湊。這種明顯的主觀隨意現象普遍發生，嚴重地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導致了反右派鬥爭擴大化的錯誤。 ①
毛澤東的這一“主觀隨意性”，後來大大膨脹，在“文革”中發展到了頂峰，也是“跟著群眾運動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以至整了上億人，造成了中國的一場浩劫……正因為這樣，在“反右派運動”中可以看出“文革”的種種“影子”，而“文革”則是“反右派運動”的“左”的繼續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