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人民日報》社論《這是為什麼？ 》發表不過十來天，中國的政治形勢大變。
從反擊“右派”最初揭露的情況來看，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儲安平，全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成員。在各民主黨派之中，中國民主同盟的問題最為嚴重。用史良的話來說，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已處於“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地步了。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的問題也不少。經過十來天的揭發，龍雲、黃紹竑、陳銘樞、譚惕吾已在報上頻頻曝光，定為“右派”已是無疑的了。
中國民主建國會則集中火力猛轟章乃器……
鑑於各民主黨派都揭出一批“右派”，於是，自六月十八日起，各民主黨派紛紛決定開展整風——原本是中共請民主黨派幫助整風，如今則是民主黨派在中共幫助下開展自身的整風。
民主黨派進行整風，實際上也就是民主黨派中的左派批判民主黨派中的“右派”，在民主黨派中開展“反右派運動”。
這時，毛澤東除了改定、發表了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指導“反右派運動”，而且還兩次審看、改定胡喬木起草的《人民日報》重要社論《不平常的春天》。這篇社論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以頭版頭條地位發表。
胡喬木，人稱“中共中央一枝筆”。胡喬木把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稱之為“不平常的春天”。
由於那篇被稱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進攻的信號彈”的費孝通的《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曾引發全國上下談論天氣。胡喬木在《不平常的春天》中，也談起了天氣：
“在目前的爭論中，有些人難免又會想到天氣的寒暖。雖然立場之說還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場不同，政治氣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這卻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在我們社會主義者看來，目前的天氣確確實實是一個大好春光的艷陽天。”
胡喬木抨擊了“右派分子”們：
對於他們說來，“大鳴大放”也好，“幫助整風”也好，這原不過是一種觸媒，一種由頭。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右派“鳴放”，意在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推翻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既然如此，工人階級、勞動人民和革命知識分子就不能不堅決地進行反攻。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在審看這篇社論時，加上了這麼一句話：
“現在已經有了許多事實證明，某些人老早就是另有企圖的，他們不但是不贊成社會主義革命，而且早就不贊成反帝反封建的徹底的民主革命。”
毛澤東的這段話，啟發人們在“反右派”時，把“右派”們的現在和過去聯繫起來。
毛澤東在審發了胡喬木的文章之後，又為轉載郭沫若的文章給胡喬木寫了一信：
毛澤東所說的“郭沫若此篇”，指的是六月二十八日《光明日報》所載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向《光明日報》記者發表的關於反擊“右派”的談話，題為《撥開雲霧見青天》。
郭沫若，那時是中國最有影響的民主人士之一。他的政治身份非常特殊：此前，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就參加著名的南昌起義，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後來脫黨，所以成為民主人士；此後，他又於一九五八年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
郭沫若和羅隆基一起，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離開北京，前往斯里蘭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郭沫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團長，他於六月二十二日和羅隆基一起回到北京。
行魂甫定，郭沫若便接見《光明日報》記者，對於“反右派運動”發表談話。
毛澤東立即註意到郭沫若的談話。經毛澤東批示，《人民日報》於六月二十九日轉載了郭沫若的談話，把標題改為《烏雲消散，太陽更加萬丈光芒——郭沫若談反右派鬥爭》。
郭沫若是詩人。他用詩一般的語言說道：
“在一個短時期內，右派分子的種種謬論，曾經哄騙了一些人，引起了一些紊亂。但是，它只像一團團烏雲，把太陽遮了一下。……今天已經是'撥開雲霧見青天'了。烏雲消散，太陽更加光芒萬丈。”
郭沫若的談話中，著重談了“言者無罪”為什麼會變成“言者有罪”的問題：
“可能還有人這樣問：不是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怎麼言者又有罪了呢？”談到這裡，郭沫若加重語氣地說：“實際上，答复這個問題很簡單：'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
顯然，這樣非常敏感的問題，郭沫若以民主人士的身份作這樣的答复，要比毛澤東出面答复，要方便得多。
郭沫若所說的“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在邏輯上是極為混亂的：
首先，憑藉什麼區分“無罪者”和“有罪者”？也就是說，罪與非罪的界線是什麼？
其次，郭沫若把“言者無罪”圈定在“無罪者”的範圍，而實際上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開創了“以言定罪”的先例，亦即以“言有罪”定下“言者有罪”，定下言者是“有罪的言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