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晗大聲疾呼，要追擊儲安平的“後台”——章伯鈞、羅隆基！
在六月十六日，《人民日報》加強了對於章伯鈞、羅隆基的火力。
《人民日報》發表報導：
《民盟北京上海等地方組織要求民盟中央表明態度跟共產黨走，還是跟章伯鈞羅隆基走？ 》
這一大字標題，鮮明地指出瞭如今的反擊目標，應集中於章伯鈞和羅隆基。
吳晗指出：“大家站在國家和社會主義立場，大力擊敗兩面派，揭露他們表面一套，背後一套的手法。”
也就在這一天，毛澤東給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彭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寫了一信：
毛澤東的信中所提及的趙一明，當時任中國民主同盟四川省委副秘書長，李井泉則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
毛澤東提及的“趙一明所揭露的東西”，乃指六月十五日趙一明在中共四川省委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揭發了章伯鈞、羅隆基一九五七年四月在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召開的全國工作會議上的一些講話，以及對中國民主同盟地方組織的影響。
趙一明十五日在成都的發言，毛澤東十六日就看了，而且作了這麼詳細的指示，足見毛澤東對於批判章伯鈞、羅隆基是何等的關心！
後來，經彭真與李井泉聯繫，知道《四川日報》已於十六日刊載了趙一明的發言。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人民日報》在十八日予以轉載，新華社也予以轉發。
毛澤東如此看重趙一明的發言，內中的原因，是由於趙一明“揭發”了章伯鈞一句“要害”之言：
“中國的民主黨派只有兩個是靠自己起家的，民主同盟是靠中間路線起家的，農工民主黨是靠反共起家的。”
毛澤東不愧為精明的戰略家。他抓住了趙一明的“揭發”，捅了章伯鈞的“老底”。因為這意味著章伯鈞過去是靠“中間路線”和“反共”起家！
難怪，毛澤東會親筆寫指示，如此周詳地安排新華社轉發趙一明的發言，因為新華社轉發，就意味著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將予以轉載。
毛澤東的這一步棋，是在啟發人們揭發“右派”們的“老底”，把歷史老賬和一九五七年的新賬結合起來，一起清算；今日的新賬，不過是歷史老賬的繼續。因為他們在歷史上曾經反共，那麼今日反共也就不足為奇了。
果真，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便發表了鄧初民在民盟中央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言，題目便是《請看章伯鈞的本來面目》。
鄧初民指出，章伯鈞的“反共是由來已久的”。
鄧初民揭發說：
“一九二八年我在上海，也曾參加過第三黨，這就是現在的農工民主黨。但是不到一個月，我就退出來了，而且跟章伯鈞也斷絕了朋友關係，理由就因為他反共。”
鄧初民又說起抗戰時期：
“在香港的時候，他曾經把我看作是他最討厭的一個人，因為我說話常常擊中他反共的要害。”
鄧初民還說：
“一九四九年，全中國大陸解放，我就病倒了，我看到章伯鈞的政治地位一天一天在提高，我很高興，我以為他一定在徹底改正他的錯誤了，不料他又想趁黨的整風機會來反共，來煽動人心一致起來反共，企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
鄧初民的這一發言，如同一發重磅砲彈，擊中章伯鈞。因為章伯鈞既然自一九二八年起就反共，那麼今日成為“右派”是與他的反共歷史一脈相承…
這麼一來，章伯鈞是“右派”，也就毋庸置疑了！
章伯鈞且戰且退，眼下，已經山窮水盡，沒有退路了。
在批判章伯鈞的同時，報上也頻頻點了羅隆基的名。不過，卻從不見羅隆基有任何表示。
這是怎麼回事呢？
原來，從六月三日起，羅隆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團的成員，到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出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去了。
正因為這樣，羅隆基只得“虛席待批”！
正因為這樣，六月十四日《人民日報》所載史良發言說：“羅隆基現在出國，等到他回來以後，我也希望他能夠有所交代。”
正因為這樣，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所載鄧初民的發言說：“羅隆基就要從國外回來，必須作徹底的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