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們並非一支有組織、有綱領的隊伍。他們只是零零散散地在大鳴大放中向中共提意見。他們只不過是一批遊兵散勇罷了。
正因為這樣，在反擊“右派”的鐵拳面前，“右派”們不堪一擊。
不過，在“反右派”之初，“右派”們並不明白“這是為什麼”？他們出於不理解，曾提出過異議。
內中，最為突出的要算是陳新桂和章乃器了。
筆者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北京採訪了劫後餘生的陳新桂先生。在我和他作了錄音長談後不久，他就離開了人世。
陳新桂是一位心直口快的民主人士。他在中國民主同盟中的地位並不算高，是中央候補委員。然而由於他的鯁直，在一九五七年卻遭到撻伐。
羅隆基曾對儲安平這樣說及陳新桂：
“陳這個人很直爽，有話就當面說，不顧別人的面子下得了台下不了台。”
就在《人民日報》六月八日發表了《這是為什麼？ 》之後，中國政治風向大變，陳新桂居然還在六月十日晚上召開的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小組會上兩度發言，尖銳地批評《人民日報》是“盛錫福帽莊的老闆”！
眾所周知，盛錫福是中國歷史悠久、最享盛譽的帽店。陳新桂把《人民日報》比作了“帽子公司”！
《人民日報》在翌日以《可注意的民盟動向》為題，迅速刊載了陳新桂的發言一一在《人民日報》看來，像陳新桂這樣的“跳”出來的“反面教員”，真是求之不得！
《人民日報》這樣報導：
陳新桂在他的發言中，曾兩次指責了《人民日報》。他在第一次發言時，一開頭就說：我上次在座談會上講了二十分鐘的話，《人民日報》根本沒有登我的發言，以後卻滿版登載對我的反批評，這不公平。 （編者按：陳新桂所說的這次座談會，民盟並沒有通知本報參加。）他要求《人民日報》把他這次發言全部發表。他還說，現在正在整風，反對宗派主義，《人民日報》在這件事情上不要犯宗派主義。
會議結束之前，陳新桂又一次指責了《人民日報》……他把這幾天報紙上對於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的反批評，說成是帽子滿天飛。他說，報紙不要作盛錫福帽莊的老闆。他還激昂地說：“老實講，要是反革命分子，絕不會講報紙上認為的錯誤言論；他一定會講，共產黨的成績多麼偉大之類。”
陳新桂還表示：
他完全同意儲安平所說的共產黨的“黨天下”思想是一切宗派主義的根源。
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的專政。這樣，共產黨在貫徹政策的時候，在實行對國家領導的時候，首先要信任共產黨員，再就是信任青年團員，再就是信任靠攏黨的人。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如果不產生宗派主義，不產生主觀主義和官僚主義，是不可想像的，不形成“黨天下”是很難想像的。
就在陳新桂稱《人民日報》是“盛錫福帽莊的老闆”時，章乃器也說，“大帽子太多了！”
章乃器的性格和陳新桂一樣鯁直，所以也就很不識“時務”。他居然在六月九日還寫了“讀了六月六日和六月八日中共中央召開的工商界人士座談會的報導”之後的“幾點意見”！
章乃器的“幾點意見”，同樣成為《人民日報》求之不得“反面教材”，隨即以《章乃器不同意對他的批判》為題，在六月十日刊出。
章乃器說：
我覺得“抵抗改造”、“離開社會主義”、“離開黨的領導”……一類的大帽子多了一些。這樣會使還不敢大鳴大放的工商界人士更加滋長了顧慮。實際上，即已受到批評最多的李康年同志來說，他的建議的用意仍然在於早點消滅資產階級，摘掉資產階級帽子；那就沒有理由說他是要離開社會主義，而只能說他是過急地追求社會主義和不問條件是否成熟就想摘帽子…
在幫助黨進行整風的時候，只要是根據事實，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完全可以不提優點，只提缺點，這是正常的；和黨共事日久，說話不從“擁護一番”說起，而是老老實實“開門見山”地說，更是正常的。這都說不上什麼“脫離社會主義”或者“脫離領導”。
章乃器還批評了吳大琨：
吳大琨同志還說：“章乃器同志說在'過五關'之後還要有'脫胎換骨''抽筋剝皮'的最後一關”。這不是睜開眼睛撒謊，便是健忘。吳大琨同志這樣的辯論作風，究竟正派不正派，是值得考慮的。
此外，還有些類似謾罵的“批評”，我認為不值得爭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