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大鳴大放紅紅火火的時候，毛澤東密切注視著中國的局勢，每天在仔細讀著各種報紙和內部簡報。
毛澤東很重視運用“誘敵深入”的策略。據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說：
“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①
此後，毛澤東得心應手地運用“誘敵深入”的方針，取得一次又一次的作戰勝利。
毛澤東曾生動地引用中的例子，說明過“誘敵深入”戰略：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聲'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①
其實，這種“誘敵深入”的事例是很多的，關雲長用的“拖刀計”，也與林沖出於同一構思。
不過，毛澤東從理論上發展了“誘敵深入”的戰略。
毛澤東在實行“誘敵深入”時，第一步日“戰略退卻”。他指出：“戰略退卻的全部作用，在於轉入反攻。”
在找到了合適的機會之後，毛澤東這才實行第二步，日“戰略反攻”。
毛澤東在與蔣介石作戰時，把“誘敵深入”的戰略已用得滾瓜爛熟。
毛澤東在與印度總理尼赫魯作戰時，先讓印度軍隊越過麥克馬洪線，進入中國西藏腹地，再一舉圍殲，同樣用的是“誘敵深入”戰略。
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也用起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毛澤東連喚幾個“來”“來”“來”，在這“來”聲中讓“右派”們大鳴大放。個個“右派”都不知是計，雖說也有人隱隱約約有所感覺，就連葛佩琦也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的座談會上，如此說道：
“朋友說，不要多說話，多說話沒有好處。有的人說，別圖今天嘴快，當心別人明天打你屁股。我想，整好風就不會有人來打屁股，整不好風，才有人來打屁股。”
我在採訪葛佩琦時，曾問他那“有的人”是誰？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說：“唉，記不起來了！”
倒是有一個人的記憶力很不錯，他差一點也被劃為“右派”，喝夠了歷史的苦水。雖說事隔三十多年，他在他的長篇回憶錄中，清楚地說出他在一九五七年頭一回獲知毛澤東要進行“戰略反攻”的時間。
他便是作家黃秋耘。
記得，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在北京的中華書局見到他。那時，他剛剛走出歷史的陰影，穿一件白汗衫，搖著蒲扇，正在忙著修訂大型古代漢語詞典《辭源》。
我問他一個有趣的問題：“向來只有春耘、夏耘，你怎麼叫'秋耘'？”
他大笑著回答道：“我原先不是作家，而是職業軍人。很晚，直到五十年代，我才開始創作。別人是在春天耘草，我卻是在秋天——別人已經在那裡收穫，我才開始耘草，所以叫'秋耘'，是起步很晚的意思。”
那時，我沒有註意他所說的“職業軍人”是指什麼。
一九八四年底，我在北京出席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會員代表大會，遇上了他，就跟他聊了起來。我這才知道，他是資歷很深的中共黨員，跟葛佩琦有點相似。
他一九三五年考入北平清華大學中文系，積極參加了“一二，九運動”，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此後，他跟葛佩琦一樣，到八路軍中工作，成了“職業軍人”。他也和葛佩琦一樣，從事地下工作。
他告訴我，不久前，他寫了關於在軍隊工作的回憶錄。一出版，日本馬上註意，日本報紙稱之為“中共克格勃的第一部回憶錄”。
他又說，最近在參加寫“一二·九運動”回憶錄。他寫十萬字，韋君宜寫十萬字。定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九日“一二·九運動”五十週年前出版。不過，他寫慣了文藝作品，不習慣於寫這類黨史的嚴肅文字。他愛寫點生動、有趣的小插曲，全給刪去了。韋君宜當過記者，倒適應這樣的寫作。
他向我透露，他還完成了三十年代至今的長篇回憶錄。不過，他說：“恐怕生前無法出版，等死後再出版吧！”
也許是幸運，他這部原本“死後再出版的”長篇回憶錄，居然在他生前就印出來了。這便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在一九八八年出版的《風雨年華》。
正是在《風雨年華》中，他透露了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晚在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兼黨組書記邵荃麟那裡獲知的重要政治信息——風向“轉了”：
“我們正談得起勁的時候，桌上的電話鈴聲響了，邵荃麟連忙走過去接電話。不到兩分鐘，他登時臉色蒼白，手腕發抖，神情顯得慌亂而陰沉，只是連聲答應：'嗯！嗯！'最後只說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馬上就來。'我看了一下手錶，已經是九點二十分了，肯定是發生了出人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開緊急會議。他放下了電話，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周揚來的電話，唔，轉了！'至於究竟怎樣轉法，他沒有說，我自然也不便問。沉默了好一會兒，他又叮囑我一句：'咱們今天晚上的談話，你回去千萬不要對別人說！暫時也不要採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這樣會引起懷疑的。'……第二天早上回到編輯部一問，才知道這一期的《文藝學習》早已簽字付印了，正在裝訂中，大錯鑄成，無法挽回。要是我早兩三天就知道了'轉'的消息，像《刺在哪裡》那樣的文章是絕對不會發表出來的。不過，我總算還來得及從《大公報》（當時還在北京出版）和《光明日報》抽出了幾篇措詞尖銳的雜文，稍稍減輕了我的一點'罪行'……唉！倘若我早些就知道了這個'轉'的消息，該有多好呵！我可以挽救許多人……
“事後聰明，人皆有之。最可貴的卻是事前的聰明。但，政治上的先見之明，往往不完全是得力於敏銳的觀察力和周密的分析力，而是得力於準確的、及時的情報。比方那一個'轉'字，哪怕我是個'小諸葛'，在五月十八日晚之前，也是無法想得出來的，只不過由於偶然聽到的一個電話，才'頓悟'起來。”
當今，“五·一八”被視為“大吉大利”的日子，因為“五·一八”是“我要發”的諧音，多少商店選擇這一天開張，多少男女選擇這一天結婚。可是，一九五七年的五月十八日對於黃秋耘來說，卻是那麼的不吉利。
黃秋耘還寫道：
“這個'急剎車'的措施可能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直到五月中旬才決定下來。周揚那一級的高級幹部（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宣傳部主管文藝的副部長）至早也到五月中旬稍晚一些時間才確知這一消息，我相信他知道以後，一天也沒有耽擱就通知了邵荃麟。邵荃麟在當天（五月十八日）晚上就暗示給我。”
這樣，據黃秋耘判斷，毛澤東決定進行“反右派運動”，是在五月十八日那天傳達到周揚這樣一級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