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學生中出了個“大右派”林希翎之際，在教師中又出了個“大右派”葛佩琦。
葛佩琦本來和林希翎一樣，毫無名氣。他只是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系的一名講師。
葛佩琦成了“大右派”，是因為他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城內”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即席發了一篇“驚人”的發言。
所謂“城內”，是由於中國人民大學當時分成兩部分，一部分在北京城內張自忠路，另一部分則在北京西郊。
所謂“驚人”，是由於他的發言遠比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要厲害得多。
筆者為了查核葛佩琦那篇“驚人”的發言，自一九八五年三月起，多次採訪了葛佩琦，也去中國人民大學多次查閱了原始資料。
葛佩琦的這一發言，最早見於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七日的中國人民大學校刊《人民大學週報》（第一四八期）。
葛佩琦連做夢也沒有想到，四天之後——五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以《中國人民大學繼續舉行座談會教師們從不同觀點提出問題》，摘載了葛佩琦的發言。這是葛佩琦頭一回上《人民日報》。
葛佩琦的發言，一下子引起了全國的注意。可以說，葛佩琦的發言，達到了“最高峰”！
我從《人民大學週報》上，查到葛佩琦發言記錄的全文。
葛佩琦發言的開頭第一句話，就使人感到奇怪：“我過去在黨裡面混過一個時期，對黨裡的事多少還知道一些。”
他參加的是“黨外人士座談會”，這表明他並非中共黨員。可是，他怎麼曾“在黨裡面混過一個時期”？他為什麼用一個“混”字？
這一歷史之謎，後來筆者聽了葛佩琦的長篇自述，這才明白內中的一肚苦水。此是後話。
葛佩琦在講了那句令人費解的話之後，這樣說道：
“因為平時不接近領導，事不關己不問。所以今天很難提得恰當。從幾天運動以來，養成了明哲保身思想。因為，同志們在一起交談，就被稱之為小廣播，再甚之，為自由主義。這樣之風，形成了人們思想不開放。我個人是不關心學校的；但是，別人也應想一想：人們為什麼要養成這個樣子呢！”
聽得出，葛佩琦帶有很大委曲情緒說這些話。
他開始對中國人民大學的領導提意見。他說：
“學校的基本矛盾是領導上驕傲自滿，而沒完成中央所交任務。”
“我校領導是：有職有權而無能。自己沒有辦校經驗，又不依靠中國的專家。”
“領導方法不像個學校領導，而像縣政府對農村，層層領導，一切都是命令。”
他的這些意見，還算一般。接著，他的話慢慢尖銳起來：
今天黨群關係與解放前相比，差了十萬八千里。學校是這樣，老百姓也是這樣。老百姓把豆餅做的豆腐叫做日本的混合面。統購統銷搞糟了，所以物資供應緊張，“肅反”運動搞糟了，黨犯了錯誤，領導人應該自請處分。豬肉緊張，老百姓吃不上，有人說這是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的是那些人呢？過去穿破鞋，現在坐小臥車穿呢子製服的黨員和乾部。說良心話，這是生活水平下降，這是黨的政策犯了錯誤。豬肉那裡去了呢？被幹部們吃光了。
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進城時，老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來歡迎。老百姓幾時也是這樣，中國歷史上好多這樣的例子，當統治者沒有得到統治地位的時候，老百姓總是歡迎他們的，但他們一旦得到了統治地位，人民就要反對他們。日本來的時候老百姓還不是照樣歡迎，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時，老百姓也歡迎過國民黨，後來國民黨的大員搞“五子登科”，人民就反對他們。現在的情況不同了，老百姓對共產黨的意見很多了。共產黨若不自覺，也是很危險的。
葛佩琦接著又說起令人費解的話，表明他似乎過去做過“地下工作”：
過去在學校做地下工作時，是聯繫進步，爭取中立等一套方式，而今天是用黨員來領導，所以看黨員的成績就看匯報多少，匯報的多，就是好黨員。黨員起了監督群眾的便衣警察的作用。這事不能怪黨員，因為黨組織叫他們作情報，所以責任在黨組織，因為是組織給的任務。
在說了這些話之後，葛佩琦變得頗為激動，終於達到了“最高峰”：
共產黨對我三心二意，我對你也三心二意。中國是六億人民的中國，包括反革命在內，不是共產黨的中國。黨員有主人翁的態度這是好的，但是，你們認為“朕即國家”是不容許的。你們不應因自己是主人翁而排斥別人，不能只有黨員是可靠的，而別人都是可疑的，特別是對愛發牢騷的黨外人士，共產黨可以看看，不要自高自大，不要不相信我們知識分子。搞的好，可以；不好，群眾可以打倒你們，殺共產黨人。推翻你們，這不能說不愛國，因為共產黨人不為人民服務。共產黨亡了，中國不會亡。因為，不要共產黨領導，人家也不會賣國。
他的這些話，顯然出格了，可以說是反共言論。正因為這樣，《人民日報》對他的這些話，加以轉載。當然，轉載的目的是為了“全國共討之”。
接著，《人民日報》又在六月八日，發表了《中國人民大學教師汪金丁等發言要跟葛佩琦劃清界限》，報導中國人民大學六月五日、七日的黨外教師座談會。會上，汪金丁等對葛佩琦進行了批判，但是葛佩琦“繼續發表反共言論”。
《人民日報》第二次報導了葛佩琦在六月五日黨外座談會上的“反共言論”：
葛佩琦說，至今群眾對鳴放還有顧慮，具體反映了群眾對共產黨的話不敢信任，共產黨對這一點應特別重視。因為，“民無信不立”我還要重述一遍，群眾是要推翻共產黨，殺共產黨人，若你們再不改，不爭口氣，腐化下去，那必走這條道路，總有那麼一天。這也是合乎社會主義發展規律的，只空喊萬歲也是沒有用的。
他說，群眾為什麼不敢信任共產黨呢？因為群眾在八年中體會到共產黨善變，如去年中央指示照顧知識分子，校部派公務員送飯送水，今年實行精簡節約，又取消了公務員。黨組織對人，認為有用時，把殺過朋友、殺過同志、殺過黨內人的人都當作寶貝；不用時，把對流過血和汗的人關在大門之外，冷若冰霜。有些黨員六親不認，連兒子同爸爸都不接近，兒子入黨給媽媽來信稱同志。這些事例說明，群眾不信任共產黨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他又說，一九四九年群眾對共產黨不會有這麼多意見。三害不剷除，狂瀾既倒，挽狂瀾既倒的可能是除三害，另一個可能被狂瀾沖走，葬身魚腹。
葛佩琦的這些話，空前激烈，空前尖銳。通過《人民日報》的轉載，頓時傳遍了全中國。連台灣報紙都醒目報導葛佩琦的這些言論。葛佩琦就是這樣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大學講師，一下子“名震全國”的。
葛佩琦理所當然地遭到全國性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上海《文匯報》在關於中國人民大學批判葛佩琦的報導中，寫及葛佩琦在批判會上的態度：
“葛佩琦仍然堅持說，他是向黨進忠言，出於好心，並且強調他的發言，一部分是別人領會錯了；一部分形容過火；一部分感情衝動脫口而出。”
應當說，葛佩琦的這些話，是實事求是的。筆者在二十多年後採訪葛佩琦，他也是這麼說的。
也就在這篇報導中，按照“挖老根”的“慣例”，揭露了葛佩琦的“醜惡歷史”：
原來，葛佩琦曾經做過國民黨第一戰區長官部少將參議，一九三七年他在北大畢業，以後流亡到洛陽，一度參加共產黨，不久被清除出黨，就投奔了國民黨反動頭子胡宗南。由於他知道共產黨的內幕，又積極地反共反人民，很得胡宗南的歡心，做官一帆風順。抗戰勝利後，又在東北任國民黨中宣部東北新聞通訊處處長和國民黨東北保安長官部、政治部二組少將組長，在瀋陽時，他曾經組織山東同鄉會，自己擔任主席。這時，更露骨地表現了他的反動言行。他以山東同鄉會名義發過通電給他的主子蔣介石，請求討伐魯鎮“共匪”，請求制止其他地區的“共匪”進駐山東，還給當時的國民黨山東省主席王耀武打電報，要求限期肅請“姦匪”，以安桑梓。另外又給毛主席發過電報，內容是“停止赤化山東”。從這裡反映了他的反動立場是多麼明確。一直到今天，他的階級立場並沒有轉變。
哦，讀了關於葛佩琦“醜惡歷史”的報導，人們明白了，葛佩琦為什麼會說出那番話來。這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樹有根，水有源。”
不過，歷史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一九九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卻發表了這樣的報導：
“葛佩琦曾經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抗日救亡學生運動時期北京大學學生會領導人之一。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共，長期在國民黨軍政機關從事中共的地下工作。
“一月二十五日，當年參加'一二·九'運動的鄧力群、朱穆之、呂東、袁寶華、韓天石、劉導生、顧大椿、任繼愈等在北京舉行座談會，深切悼念他們的老戰友、中國人民大學著名教授葛佩琦。”
“參加座談會的人士回顧了葛佩琦一生傳奇般坎坷曲折的經歷，高度讚揚他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心胸豁達，忍辱負重，剛直不阿，堅信中國共產黨，對革命信念始終不動搖的崇高精神。”
同樣是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同樣是關於葛佩琦的報導，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九三年的報導，簡直有著天淵之別！
葛佩琦向我訴說了內中的緣由：
“我原名葛畔珩。我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洛陽加入中共。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奉命以國民黨'少將督察'的身份，打入東北保安司令部，司令為杜聿明。我在那裡，不斷把國民黨軍隊的絕密情報交給我的單線聯繫者、中共地下黨員李年，由李年交中共東北秘密電台發出……
“不幸的是，一九四七年十月，東北的中共地下組織遭到大破壞，李年被捕。從此，我失去了組織關係。
“解放後，我多次向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反映，我的黨籍始終得不到承認。正因為這樣，我對他們的意見很大。
“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倒是來找我，要我在'黨外'教師座談會上向黨委意見。我一聽'黨外'兩字，就氣了。我想，我是一九三八年的老黨員，怎麼叫我在'黨外'座談會上發言？所以，從我發言的頭一句話，就可以聽出，我當時是有著一股強烈的氣憤情緒。我是在這樣的氣憤之中，說了那番話的……”
難怪，葛佩琦說的話，會那麼的激烈。
葛佩琦所說的黨組織“把流過汗流過血的人關在大門外，冷若冰霜”，說的就是他自己。
又是“樹有根，水有源”。葛佩琦既然是“老布爾什維克”，怎麼可能喊“殺共產黨人”呢？
這筆歷史之帳，在葛佩琦的歷史問題得到徹底解決之後，也就迎刃而解了。
然而，在一九五七年，在《人民日報》兩次報導了葛佩琦的發言之後，葛佩琦的言論被列為“極右派言論”、“反共言論”，作為要發動一場“反右派運動”的重要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