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那樣高層次的鳴放會之外，各種各樣的鳴放會議在中國大陸舉行著。上上下下，一片大鳴大放的熱烈氣氛。
章乃器說話了。
章乃器身為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副主任委員，他只三次出席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他當時很忙，因為他是糧食部部長，如他自述：
“我的主要精力放在業務上——計算糧食、油脂的社會平衡，準備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並在部內召開幾次會議，討論了適當放寬北京周圍糧食統銷指標和改進食油特殊供應的辦法，以阻塞漏洞，防止'大民主'的可能發生。”①
正因為忙，章乃器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民主黨派負責人會議上，只作了一次簡單的發言。
五月三十一日，大鳴大放的熱度越來越高，章乃器在中國民主建國會的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就中國資產階級的一系列問題作了長篇發言。這一發言，對於全國的影響，不亞於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和儲安平的“黨天下”。
章乃器此人，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名震全國：這年十一月，國民黨政府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史良等救國會的七位領袖，人稱“七君子”。全國掀起營救“七君子”的運動，使“七君子”終於獲釋。從此，章乃器的“君子”形象，深深地留在人們心中。
章乃器是浙江青田人，生於一八九六年，和羅隆基同齡。他原名章挺①
章乃器在浙江甲種商業學校畢業後，由校長周季倫介紹，入銀行當練習生。他從練習生逐級提拔到浙江實業銀行副總經理。
章乃器關注著中國政治。他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創辦了《新評論》半月刊，抨擊蔣介石。此後又積極投入抗日救亡運動。
一九三三年，章乃器參加救國會。如他所言：“救國會的文件幾十萬言，十分之九是我執筆的。所有的重大活動，如籌措經費直至群眾上街頭的部署，都需要我參加，工作通宵達旦是常有的。”②
這樣，章乃器也就兼企業家、政治家於一身。
他成為“七君子”之一以後，名聲大振。他成為中國工商界的代表人物。
一九三八年，他在安徽任財政廳廳長，竟換取統一稅稅收的名義，每月補助新四軍三萬元！
他日益不滿於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也就日益接近中共。一九四四年，中共元老董必武曾秘密派遣中共黨員陳鈞，會見章乃器。陳鈞轉達了中共的建議，請章乃器出面，聯絡工商界人士，組織工商界的政治團體。
於是章乃器和黃炎培、胡厥文、楊衛玉等共同發起、組建了以工商界人士為主的“中國民主建國會”。
中國民主建國會和中國民主同盟等一起，成為中共的戰友，共同反對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章乃器自嘲為“宣言專家”，中國民主建國會的種種宣言差不多都出自他的筆下。
一九四八年，章乃器拋下了自己在香港創辦的企業，應中共之邀，前來東北。他在那裡聽見到處在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他聽罷，建議加一個“新”字。因為中國早在有共產黨之前，就已存在。
一九四九年初，章乃器來到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籌備工作。毛澤東在會見章乃器時，很客氣地對他說：
“你的意見是很好的，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修改了。”
那時的毛澤東，連這樣一條對於一首歌的意見，都很注意聽取，改正。從此，那首歌改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此後，他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中華全國工商聯副主任委員，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糧食部部長。
不久，章乃器關於中國民主建國會的性質的話，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有人說，中國民主建國會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的中國資產階級政黨。章乃器則說，中國民主建國會可以稱之為“紅色資產階級政黨”。章乃器這話，是從劉少奇的關於“紅色資本家”的說法加以延伸。
這話傳進了毛澤東的耳朵。章乃器這樣談及：
“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曾指著我說：'我很同意你的紅色資產階級的說法，難道我們還允許白色資產階級存在？'”①
其實，章乃器的原意，說的是“紅色資產階級政黨”，而毛澤東說成了“紅色資產階級”。
後來，當章乃器被打成“右派”，毛澤東又舊話重提，卻稱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毛澤東說：
“右派中間那些不願意改變的。大概章乃器算一個。你要他變成無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就不干，他說他早已變好了，是'紅色資產階級'，自報公議嘛，你自報可以，大家還要公議。我們說，你還不行，你章乃器是白色資產階級。”②
在大鳴大放中，章乃器雖然忙於糧食部的工作，但是也在一些場合發表了講話或文章。
章乃器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五日召開的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常委會宣教工作座談會上，談及不要神化毛澤東：
“思想改造工作要做得自然一些，不能粗暴，不要神秘，不要僅僅喊沒有內容的、抽象的口號，不要神化任何個人。大家都是人，沒有哪個人是神，包括毛主席在內。毛主席就一貫反對把他神化起來。”
這段完全正確的話，後來被套上“反對毛主席”的大帽子。
章乃器曾在五月十四的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從'牆'和'溝'的思想基礎說起》一文。他在文章中批評了“以黨代政”：
“'以黨代政'的情況，的確是存在的，中央較少，愈到下層愈多。我有這樣的想法：不少黨員對國家機構的作用還沒有足夠的認識，沒有充分認識到國家機構是黨進行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的武器。”
章乃器打了一個生動的比喻：
“黨組織有如戲劇的編導，其他國家機構有如演員、藝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編導一般不必自己上前台，更不應代替藝術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這樣，黨組織可以使自己的頭腦更加清醒，領導更加全面，而且更加主動。”
章乃器的比喻妥切而形象，後來卻被說成“反黨”。
章乃器五月三十一日在中國民主建國會全國工商改造輔導工作座談會上的發言，主題仍然是關於中國資產階級的性質。他的這一發言，後來被摘要刊登在六月二日的《人民日報》。
章乃器說：
“如果社會主義企業加上官僚主義，那它的效率就將比資本主義企業低。我並不是留戀資本主義。但資本主義也有好有壞，我們應該吸取對社會主義有益的東西。”
章乃器還說：
“為什麼有些社會主義企業經營反而不如過去的現代化私營企業呢？這是因為資本家為了圖利，善於選用人才，並且對人才的培養、提拔，還要盡量表示公平，不這樣他就很難和別人競爭。而有些社會主義企業卻不能做到這點。”
章乃器對於國營企業的這些批評，正是今日改革開放中力求克服的國有企業的弊病，而在當年卻被說成“反社會主義”。
章乃器對定息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有些人認為定息的性質是剝削，我認為很值得研究。因為照剝削字面講，被剝削者應該是很痛苦的，但我們又說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當前的矛盾，並不具有對抗性，這就說不通了。我認為不應該把定息說成剝削，而應說成是不勞而獲的收入，這樣工商業者才心平氣和。”他還說，“二千元的桿子，也有重新考慮研究的必要，因為這個數字太小了，很難劃分二千元以上的都是資產階級；二千元以下的都是小資產階級。”
章乃器這樣論述了中國的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階級。但這兩個階級的分子不能說有本質的區別。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而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因他的剝削不是與生俱來的。目前我國所有階級的特性已基本上消滅，大家正在向人類的共同本性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