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總共開了十三次。
已近尾聲，中共中央統戰部查對了重要民主人士名單，發覺九三學社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尚未發言。於是，中共中央統戰部打電話給儲安平，請他務必在六月一日所召開的座談會上作一次發言。
儲安平從命，在六月一日的座談會上，作了頗為直率的發言。他是事先寫好發言稿，照著稿子念的。那發言的題目就夠驚人的：《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
《光明日報》那時是“中國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報”，社長為章伯鈞，總編輯便是儲安平。
儲安平其實是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才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在他作那番發言時，他上任不過整整兩個月。
儲安平向來是一位“秀才”。他的筆桿子在中國頗有名氣。正因為這樣，《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在向報社同仁介紹這位新總編時說：“他是一個作家”。 ①
縱觀儲安平走過的人生之路，是“作家、編輯、記者”之路。
儲安平，一九零九年出生於江蘇宜興。他比章伯鈞、羅隆基小十幾歲。他在上高中時就寫小說，連載於上海很有影響的《申報》。他靠這筆稿費來到上海，考入光華大學。畢業後，他進入《中央日報》當副刊編輯。
二十六歲的時候，他去英國留學，攻讀政治學三年。一邊求學，一邊為《中央日報》做記者，以稿費維持生活。
回國後，他當編輯、教授。後來，又在中英文化協會當秘書。
儲安平引起人們廣泛注意，是在一九四六年，他創辦了《觀察》周刊。當時的儲安平沒有參加中國的任何黨派。他聲稱《觀察》雜誌是“獨立的、客觀的、超黨派的”。他雖然是這麼聲稱的，但實際上帶有明顯的反蔣色彩，在國民黨統治區產生廣泛的影響，發行量居然上升到十萬多份。儲安平很得意地說：“本刊的經營足以為中國言論界開闢一條新的道路。”
國民黨政府理所當然討嫌《觀察》，由討嫌進而惱怒，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查封了《觀察》。
儲安平明顯地倒向中共。一九四九年九月，他到北平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
此後，他出任新華書店總店副總經理，新聞出版總署發行管理局副局長。
一九五一年，他結束了無黨派人士的政治生涯，既加入了九三學社，又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
儲安平作為民主人士，怎麼會忽然在一九五七年的大鳴大放中，出任《光明日報》總編輯呢？
《光明日報》在當時雖說是一張中國各民主黨派中央機關報，但是歷任總編輯都是中共黨員：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漢，都是中共黨員。
內中胡愈之，向來有著“黨外布爾什維克”之稱。他的公開身份是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
中國民主同盟原本在香港創辦過《光明報》。一九四九年春，中國民主同盟總部在北平籌備辦一張以知識分子為主要對象的報紙，取名《光明日報》。胡愈之負責籌備工作，並出任第一任總編輯。創刊時，胡愈之請毛澤東為《光明日報》題詞，毛澤東寫了“團結起來，光明在望”。 《光明日報》的發刊詞《團結一致建設民主新中國》，便出自胡愈之的手筆。
胡愈之在一九八六年去世之後，這才公開了他的身份：“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
後來，人們從他的自傳中才得知，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變後，胡愈之便以“特科”成員的特殊身份，跟中共保持“單線聯繫”。單線聯繫者先是宣俠父，後來是嚴希純，潘漢年。 ①
胡愈之於一九三三年九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②
不過，胡愈之是中共特別黨員，對外不公開身份，一直以民主人士身份從事社會活動。也正因為這樣，最初由胡愈之負責創辦《光明日報》，可以說是最佳人選。
胡愈之在擔任《光明日報》總編後，由於他又擔任了出版總署署長，工作太忙，所以一年後由邵宗漢繼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光明日報》第三任總編輯，亦即儲安平的前任常芝青，也是中共黨員。不過，他的中共黨員身份是公開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澤東在接見新聞出版界人士時，忽然問起《光明日報》總編常芝青：“你是不是共產黨員？”常芝青當即據實回答：“是。”緊接著，毛澤東說道：“共產黨替民主黨派辦報，這不好吧！”
毛澤東一言定音。於是，《光明日報》社趕緊物色民主人士擔任總編輯。
儲安平成了最佳人選。儲安平有著辦《觀察》周刊的豐富經驗，又是身兼兩個民主黨派的成員。
就在毛澤東說了那句之後的第二十天，儲安平走馬上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儲安平後來在交代中，曾這麼說及自己為什麼會在六月一日的座談會上發言：
解放以後，一般說來，我很少在外面說話。鳴放開展以後，也很少講話。九三、作家協會來邀，都未發言，多少採取逃避的態度。一則我對發言的積極性不高，二則我也沒有什麼具體的問題要談。所以統戰部座談會開得很久，我一直沒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統戰部來電話要我去。我答應去，但說明不發言。下午聽說六月一日還要開會，統戰部彭處長希望我六月一日發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還在報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寫發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沒有外出。伯鈞同志說我的發言稿羅隆基看過，並無此事。
應當說，儲安平的發言，是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以來，言辭最為尖銳的一個。
儲安平說：“最近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意見。我現在想舉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
他的這句話，把毛澤東和周恩來稱為“老和尚”，把一般的中共幹部稱為“小和尚”，夠“驚人”的。
其實，這比喻並不的儲安平“發明”的。他只不過是套用毛澤東的話罷了。這誠如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也只是對毛澤東的話加以發揮而已。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面對各民主黨派的負責人，回顧前些日子的鳴放時，很風趣地說了這麼一句：
“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毛澤東說罷，引起一番大笑聲。
儲安平正是順著毛澤東的這句話，找到了發言的話題——《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因為毛澤東“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嘛！
儲安平並沒有想到，像“小和尚”、“老和尚”之類的“幽默語言”，只有毛澤東說得，別人卻是萬萬說不得的！
儲安平正兒八經地“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了：
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副總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沒有一個可以被培植來擔任這樣的職務？從團結黨外人士、團結全國的願望出發，考慮到國內和國際的觀感，這樣的安排是不是還可以研究？
儲安平在發言中，批評了“黨天下”：
解放以後，知識分子都熱烈地擁護黨，接受黨的領導。但是這幾年來黨群關係不好，而且成為目前我國政治生活中亟需調整的的一個問題。這個問題的關鍵究竟何在？據我看來，關鍵在“黨天下”的這個思想問題上。我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大家擁護黨，但並沒有忘了自己也還是國家主人。政黨取得政權的主要目的是實現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為了保證政策的貫徹，鞏固已得的政權，黨需要自己經常保持強大，需要掌握國家機關中某些樞紐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國范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黨員的顏色行事都要黨員點了頭才算數，這樣的做法是不是太過分了一點？在國家大政上，黨外人士都心心願願跟著黨走，但跟著黨走，是因為黨的理想偉大，政策正確，並不表示黨外人士就沒有自己的見解，就沒有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這幾年來，很多黨員的才能和他所擔任的職務很不相稱。既沒有做好工作，使國家受到損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劇了黨群關係的緊張，但其過不在那些黨員，而在黨為什麼要把不相稱的黨員安置在各種崗位上。黨這樣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認為，這個“黨天下”的問題是一切宗派主義現象的最終根源，是黨和非黨之間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義的突出，黨群關係的不好，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共產黨是一個有高度組織紀律的黨，對於這樣一些全國性的缺點，和黨中央的領導有沒有關係？
儲安平的發言，把大鳴大放推上了最高潮。
他剛講畢，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便連連用英語稱讚說：“Very good！Very good！”（很好！很好！）
第二天，《光明日報》全文刊登了儲安平的《向毛主席週總理提些意見》，《人民日報》也詳細加以報導。那時的中國還沒有電視，重要新聞由電台廣播。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新聞節目中播出了儲安平的發言。
這樣，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的座談會上，經過一次次鼓勵，終於頗有“收穫”，即“湧現”了右派的“三大理論”：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儲安平的“黨天下”。
毛澤東曾這樣說：
“帝國主義、蔣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氣的。比如台灣、香港的反動派，對儲安平的'黨天下'，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是很擁護的。”①
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降下帷幕，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作總結髮言。
李維漢說：
“中共誠意地歡迎各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的監督和幫助。最近幾個月裡，全國范圍內民主黨派和黨外人士所提出的大量的批評和意見，就充分地說明了這種批評和意見大大有助於中共克服自己隊伍中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進一步加強和鞏固自己在全國人民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核心領導作用。”
李維漢的講話，在“我向朋友們致衷心的感謝”聲中結束。
在一片掌聲之中，民主人士們誰也沒有想到，一場大風暴已經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