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四天休會之後，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進入了第八次會議。
章伯鈞發話了。
章伯鈞兼兩個民主黨派的領導職務於一身：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同盟中央第一副主席。
章伯鈞此人的政治經歷，可謂多變：
章伯鈞，一八九五年出生於安徽桐城。一九二零年畢業於武昌國立師範學校，後任安徽宣城師範學校校長。由於他聘請惲代英、彭湃等左翼人士任教，被解除校長職務。
一九二二年九月，章伯鈞离滬，乘法國“阿爾及利亞”號輪船前往德國留學。在船上，他結識了朱德將軍，相談極為投機。到德國後，章伯鈞擔任了朱德秘書。這年年底，朱德加入了中共，章伯鈞也加入了中共。所以，章伯鈞是中共為數不多的早期黨員之一。
此後，他又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兼跨兩黨。
一九二六年春，章伯鈞回國。他出任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兵農聯合委員會主席。一九二七年，他和李健生結婚。 ①
不久，他參加了中共的南昌起義，並隨軍南征。失敗後到了香港，從此，他與中共脫離了組織關係。
一九二八年，章伯鈞和鄧演達、譚平山等發起組織了中華革命黨，又稱“第三黨”——即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之外的第三黨。章伯鈞既參加過共產黨，又參加過國民黨，如今樹起了“第三黨”的旗號。
一九三零年五月，中華革命黨改名為“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
一九三三年，他曾參加國民黨左派蔣光鼐、蔡廷鍇、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州發起的反蔣事變。
失敗後，他和夫人李健生流亡日本。
一九三五年，“中國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改組為“中華民族解放行動委員會”。一九四七年二月，改名為“中國農工民主黨”。章伯鈞是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創始人之一，一直擔任該黨主席。
章伯鈞在抗日戰爭爆發後，來到南京，出任國民參政員。他力主積極抗戰，和中共合作，被國民黨除名。
他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擔任中央常委、組織部部長。一九四四年十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為中國民主同盟，他仍任中央常委、中央組織委員會主任委員。所以，他又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
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章伯鈞主張民主建國，反對內戰。在國民黨和共產黨兩黨之間，章伯鈞日漸反對國民黨而支持共產黨。一九四八年一月，章伯鈞在香港通電響應中共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這年九月，他來到了東北解放區，完全站到了中共一邊。
一九四九年，章伯鈞來到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不久，章伯鈞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交通部部長。
一九五四年，章伯鈞出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
縱觀章伯鈞的政治道路：這位早年加入中共，後來又加入國民黨，而後又曾經希冀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外建立第三黨的政治活動家，最後畢竟成了中共的親密朋友。
由於章伯鈞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中國民主同盟第一副主席兼《光明日報》社社長，在民主人士中，舉足輕重，所以他的發言很引人注目。
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第一次座談會上，章伯鈞講過幾句無關痛癢的話。直至到了第八次座談會，他這才說了一些有分量的話。
章伯鈞這一回的發言，提出了關於“政治設計院”的設想。
章伯鈞先是說：
“今天，我談個人的意見。近二十天來，全國各地都在談論人民內部矛盾，幫助共產黨整風，提出了很多意見，看來是正常的。共產黨的領導，共產黨的政策，共產黨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民主精神，已經取得了極大的效果。……鳴，放，並不影響共產黨的領導，而是愈益提高了共產黨的威信。”
接著，章伯鈞談及了“政治設計院”。
以下是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所載章伯鈞發言的原文，標題是《現在工業上有設計院，可是政治上沒有設計院》。章伯鈞說：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多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這就是著名的“政治設計院”的來歷。
這段話，不論是從頭至尾，或者是從尾至頭，反反复复地捉摸，也看不出有什麼“出格”的地方。
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是指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而不是別的什麼。他的“政治設計”的含義，無非是指“政治上的基本建設”，先交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這四個“政治設計院”討論，因為“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
章伯鈞在發言中，批評了國務院。他說：
“國務院開會常拿出成品，這種形式主義的會議可以少開。”
章伯鈞的這段話，是希望把國務院也作為“政治設計院”。他作為交通部長，常常出席國務院會議。在他看來，國務院開會，應是“政治設計”會議，即讓部長們都參予設計，而不是“拿出成品”。
章伯鈞這樣一段明明白白的話，後來被列為“著名右派觀點”，蒙受了歷史的冤屈。
其實，“政治設計院”並非章伯鈞的發明，最初倒是毛澤東講的！章伯鈞只不過借用毛澤東的話，加以發揮罷了。
大約正因為這樣，後來毛澤東雖然曾多次批判了章伯鈞提出的“政治設計院”，但是他並沒有否定“政治設計院”本身。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三次會議所作的題為《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講話中，這麼說及：
“這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是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是中共中央這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的，不是章伯鈞的那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的。”①
這段話清楚表明，毛澤東並不反對“政治設計院”本身，而是以為政治要由“中共中央這個政治設計院設計出來”，絕不能由別的“政治設計院”來設計。
其實，章伯鈞主張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也作為“政治設計院”，何錯之有？
章伯鈞還說：
“政協、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要作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對國家準備作的事情要經常的討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老年知識分子問題，有所安排，收到了極大的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知識分子，思想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生活他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