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一次又一次民主黨派負責人士的座談會，鼓勵他們大鳴大放，《人民日報》連篇累牘地發表報導，刊登這些民主人士的發言。
《人民日報》還連連發表文章，積極支持民主人士大鳴大放。
五月十二日，《人民日報》轉載上海《解放日報》五月九日的社論《好得很，還是糟得很？ 》，寫得是那麼的熱情：
近來，我們全黨正在過著極其不平凡的日子。在上海市委召集的各種座談會上，在報紙、刊物上，在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大家議論紛紛。一些不明情理的同志，認為似乎是滿城風雨了。其實，哪裡是什麼風雨，正是我們需要的陽光……
有些共產黨員覺得這些議論好得很，但是也有些共產黨員卻說它糟得很。有些共產黨員在這種形勢之下，感到又怕、又屈、又難、又急。 “怕”什麼呢？怕大家議論紛紛，不好領導了。 “屈”什麼呢？自以為辛辛苦苦，乾了幾十年革命，到頭來還只落得一個官僚主義，大不服氣。 “難”什麼呢？四面八方的意見壓來以後工作不好乾了，沒有安定的日子了。 “急”什麼呢？認為大事不好了，自己又無能耐，如何才能想個主意趕快把紛紛的意見收拾了才好。
看來，黨外有議論，黨內有情緒。我們認為黨外的議論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好在哪裡呢？好在這些議論，大多數是批評得中肯的，對於加強黨與非黨的大團結，全市六百萬人民的大團結，對於改進我們的工作，克服我們的錯誤和缺點極為有利。黨內有情緒，我們認為這類情緒是不健康的……
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又以本報評論員名義發表《歡迎非黨同志幫助我們整風》：
目前，許多中央機關以及一部分地方黨組織，都正在邀請各方面的非黨同志舉行各種座談會，傾聽他們對黨的批評，實際上，這就是吸收非黨同志參加整風運動的一種很好的形式。
漸漸地，民主人士們在熱情的鼓勵下，總算開始打破顧慮，開始鳴起來，放起來，雖說不少人還總是小心翼翼的……
羅隆基提及有人發的牢騷：“民主黨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無的。”
邵力子說：“縣級以下以黨代政的情況需要改變。”
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委員王一帆，認為中共“徵求意見保證改進工作，事過境遷拋到九霄雲外”。
中國致公黨中央副秘書長嚴希純稱：“有些黨員不懂裝懂，把領導科學機關看成帶軍隊一樣。不管黨員稱職不稱職就把他放在什麼'長'的位置上，並不等於實現了黨的領導。”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委黃藥眠說：“黨員不對也對，非黨員對也不對。”他還說：“黨員可以一年提升三級，非黨員儘管勤勤懇懇工作，三五年也不能升一級。”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副秘書長葉篤義指出：“只要當了人大常委會委員，立刻提到五級以上，並坐起吉姆牌汽車來，政治地位超過一切，造成知識分子既怕社會活動過多又怕少的不正常的想法。”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黃紹竑說：“'成績是主要的，偏差錯誤是個別的'已經成為工作報告中的一種公式，任何工作報告都套上這個公式，我認為這樣會意味著強調成績掩蓋錯誤，造成更多錯誤的危險，個別錯誤即僅僅是百分之二、三，也不能用百分之九十七、八的成績來掩護它，忽視它。”
黃紹竑還就黨政關係提出自己的見解，他以為不能以黨代政——這在當年，是非常敏感的話題，儘管他的意見完全正確。
黃紹竑和陳銘樞一樣，也走過了曲折複雜的人生道路。
黃紹竑也曾是國民黨高級軍政大員。他擔任過國民黨政府的廣西省主席、浙江省主席、湖南省主席，也當過國民革命軍第十五軍軍長，國民政府內政部部長。他和陳銘樞一樣，曾經有過反共歷史。
在抗日戰爭中，黃紹竑任國民黨第二戰區副司令，有過抗日戰功。
一九四九年一月，黃紹竑出任國民黨政府和平談判代表團團員。當國民黨政府拒絕在國內和平協定上簽字之後，黃紹竑出走香港，公開發表聲明，脫離國民黨政府。一時間，他成了新聞人物，產生廣泛的影響。
一九四九年九月，黃紹竑前往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會議，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戰友。
此時，在大鳴大放的熱潮中，黃紹竑真誠地投入，真心實意地幫助中共整風。
黃紹竑和陳銘樞一樣，在發言中，十分注意對自己的意見加以嚴密的論述。
他首先強調了前提：
“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必需有中國共產黨的英明的堅強的領導，這是毫無疑問的，如果有人懷疑黨的領導權問題，那就與憲法的規定違背了。”①
在論述了這一前提之後，他才就黨政關係加以論述：
“但是，領導方法是可以研究的。我所以提黨政關係問題，絕不涉及黨的領導權問題，而是領導方法問題。我覺得過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沒有通過人民、通過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發號施令……”
黃紹竑舉例說：
“各地方或機關黨委五人小組在肅反運動中直接處理案件，如黨和政府共同發布決定而沒有把黨對各級黨委的指示和政府對於人民的指示分開來，這樣就可能導致人們或某些黨員認為黨的領導方法就是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這樣對於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是有妨礙的，這樣會造成很多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問題，希望在整風中對黨政的關係檢查一下，並且明確地把它規定下來。”①
黃紹竑的這番話，被《人民日報》以“黨不應該直接向人民發號施令”為題，醒目地刊出。
平心而論，他的這番話，和陳銘樞的“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一樣，都是抱著對中共的一片赤誠之心才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