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鐘惦棐和李康年早早地敲響這兩聲之後，中共中央統戰部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分別召開兩個大型座談會，為大鳴大放提供場所：
自五月初起，在全國政協召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會，總共開了十三次，七十多人次發言；
自五月中旬起，在國務院禮堂召開工商界人士座談會，開了二十五次，一百零八人次發言。
與此同時，國務院各部門的黨委，各省市黨委以及一些高等院校黨委，也都召開了黨外人士座談會。
召開這些座談會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
毛澤東說了這樣的熱情洋溢的話：
“整風總的題目是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
“現在已造成批評的空氣，這種空氣應該繼續下去。揭露出來的矛盾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得解決。”①
毛澤東還說：
“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
“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②
毛澤東的話像一把火，把這些座談會的氣溫燒得高高的。
《人民日報》迅速報導中共中央統戰部所召集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情況，其他報紙也分別報導中共各級黨委召開的黨外人士座談會情況。這些報導不斷見報，也起著不斷加溫的作用。
一九五七年五月九日《人民日報》以《傾聽黨外意見推進整風運動》為題，醒目報導了在五月八日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首次召開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
會議是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和副部長平傑三主持的。
李維漢一開始，就把會議的目的說得明明白白：
“召集這個會的目的，就是請大家幫助我們進行整風，幫助我們改正缺點和錯誤。通過統一戰線的方式來推動我們整風，這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因此，希望大家多發表一些批評意見。”
李維漢很強調，要黨外人士們多發表“批評意見”。
大約是首次會議的緣故，黨外人士們多少還有顧慮，雖說發表的確實也是“批評意見”，不過，那些意見大都不痛不癢，屬於“溫吞水”之類。
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鈞率先發言，講了些雞毛蒜皮意見。章伯鈞說：
“幾年來，有些民主黨派的成員在國家事務中確實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他們是有能力的，但是沒有條件。例如某機關的一個計劃科長，因為是非黨員，不能參加國家計劃委員會召開的他本應參加的有關會議，很感苦腦。過去選拔留學生，學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察政治條件，有些有能力、有專長的人，常被認為歷史複雜而不能入選，非黨人士出國學習的機會不多。非黨幹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難，黨員提升得快，好像只有黨員才有能力，有辦法。”
中國民主建國會副主任委員章乃器，是糧食部部長。他說了自身的體會：
“我是有職有權的。在糧食部裡，黨組和我的關係是正常的，黨組管思想政治領導，我管行政領導，黨組和我有了分歧意見，要能說服我，我才同意。但是我這個有職有權是鬥爭得來的。”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陳銘樞的發言，後來被說成是“取消學校黨委製”。其實，照《人民日報》當時所載的陳銘樞的發言，並無此意：
“陳銘樞在談到高等學校中各種組織的作用時說，當前學校的領導方面，多半是靠黨、團、工會這'一條鞭'進行工作，這是值得研究的。他認為今後應該更多地依靠教師和學生。他還說，學校中的黨委製，今後也應該從多方面進行考慮。”
就在陳銘樞的發言報導見報後，陳銘樞看了，並不滿意。他當即寫了《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一文，《人民日報》迅即在五月十二日發表：
“本月九日《人民日報》登載我八日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座談會上的發言，恰好把我講的'黨員應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一段話漏掉了。這很可惜。難道這句話刺耳嗎？我想未必。”
陳銘樞在說了一通這樣的警人之語之後，話題一轉，講起了中共乃“非黨人士”之師的道理：
“非黨人士要飲水思源，都應當不忘本。人人都應記著，如果沒有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人民解放軍，哪裡有我們今天的政權呢？如果沒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決策，正確領導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肅反——一系列的社會政治改革運動，以及廣泛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教育，哪裡有我們今天的最廣泛的社會主義的民主生活呢？解放以來黨外人士都接受了共產黨的思想教育，並虛心向黨員同志學習，實際上也就是以黨員為師。如果不經過這一番鍛煉，誰還能保證不犯嚴重的錯誤呢？站穩立場，分清敵我界線，是我們政治生活中的主要課題。黨外人士過去的思想基礎，很容易'引狼入室'，'與虎謀皮'而不自覺。這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是有危害性的、可怕的。幾年來，黨對於我們的教育以及我們的自我改造，基本上已達到了一定的程度，我們應當有所感激。黨員同志也大有助於我們，就我幾年來的切身經歷來說，他們的教益對我的幫助很大，不只高級領導同志，就是中下級的黨員同志，對我也有很大的幫助。真是'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由此，不難想到，我們之報答於黨者是什麼？我們對於黨員同志的幫助又是什麼？有施無報，何能心安理得！我撰本文，就是本此一片赤忱，並由此出發，我想黨中央所指示的，民主黨派暫不搞本身的整風，就是要我們投身於黨的整風運動中來幫助黨員同志。”
陳銘樞的這一番話，說得熱乎乎，披露了對中共一片赤誠之心。
在說了這麼中共乃“非黨人士”之師一番話後，這才小心翼翼地論證“黨員應向非黨人士求師求友”。
陳銘樞從孔子，一直論述到馬克思和列寧。他這麼寫道：
“孔子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荀子說：'是吾而當者，吾友也，非吾而當者，吾師也'這是我國古代哲學家留下的一分寶貴遺產，也反映了我國祖先的優良美德。我們均應把它銘諸座右。以我們的導師而論，如馬克思之服膺黑格爾和費爾巴哈，列寧告誡共產黨員要學習資本家的文明經商。這都是黨向非黨學習的範例。
“凡是出於善意的批評，都應當歡迎，批評者都應被視為師與友。”
應當說，陳銘樞是個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發言，他的文章，反映了大鳴大放的最初的“水平”。
陳銘樞曾走過複雜的歷史之路——既“剿”過共，又曾擁共。他說話那樣小心翼翼，是有其歷史根源的：
他原本是國民黨高級將領。早年參加過孫中山的中國同盟會，參加過北伐，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
一九三零年，他參加了第三次圍剿紅軍，出任右翼集團軍總司令。
“九·一八”事變之後，他奮起抗日，曾代理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
此後，他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大同盟，贊同中共的《八一宣言》。
此後，他逐漸靠攏中共。這樣，一九四八年一月，當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後，他出任中央常委。
一九四九年，他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了中共的戰友……陳銘樞正是從自身的曲折經歷之中，說出那麼一番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