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時間，“大鳴大放”成了中國報刊上最時髦的高頻詞，成了最新的中國政治名詞。
其實，“大鳴大放”源於“鳴放”，而“鳴放”則源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不過，毛澤東卻說，“鳴放”是他“發明”的，大鳴大放的“大”則是右派們發明的。
毛澤東曾如此說過：
“在多數人擁護社會主義這個基礎上，在現在這個時候，出現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很有益處。這種形式沒有階級性的。什麼大鳴、大放、大字報，右派也可以搞。感謝右派，'大'字是他們發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講話中，並沒有講什麼大鳴，大放，大辯論，沒有這個'大'字。去年五月，我們在這裡開會講百花齊放，那是一個'放'，百家爭鳴，那是一個'鳴'，就沒有這個'大'字，並且是限於文學藝術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後來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麼問題都要鳴放，叫作鳴放時期，而且要搞大鳴大放。可見，這個口號無產階級可以用，資產階級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間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①
毛澤東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的講話中，雖然把大鳴大放的“大”的發明權，讓給了右派們，但是，他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的講話中，卻說是“群眾創造”的。不管他前後的說法怎麼不一致，但是他肯定了這種形式卻是一致的。他認為這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他說：
“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鬥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這種形式，在過去是不能出現的。因為過去是打仗，五大運動，三大改造，這樣從容辯論的形式不能產生。那個時候，從容辯論，擺事實，講道理，搞它一年，不許可。現在許可了。我們找到這個形式，適合現在群眾鬥爭的內容，適合現在階級鬥爭的內容，適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抓住了這個形式，今後的事情好辦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問題也好，建設的問題也好，都可以用這個鳴放辯論的形式去解決，而且會解決得比較快。”②
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被稱為“四大”。毛澤東很欣賞這“四大”。毛澤東說：
“我們的民主傳統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發展。以後要把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這種形式傳下去。”③
這“四大”從一九五七年一直傳到了“文革”，並在“文革”中得到了“大發展”，以至在“文革”中把“四大”載入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自然，這是後話。
由於毛澤東提倡大鳴大放，在一九五七年，各界人士都熱烈地投入了大鳴大放。
大鳴大放的先聲，要算是電影界的“電影鑼鼓”了。
“電影鑼鼓”，敲得最早，是在上海《文匯報》敲響的。
在一九五七年，《文匯報》曾是中國政治舞台上一張大起大落的報紙。在這裡，順便提一筆《文匯報》頗為曲折的歷史。
《文匯報》是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創刊的：“孕育《文匯報》的，是一個沒有什麼名氣的'新新俱樂部'。主要人物是嚴寶禮和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①
嚴寶禮是江蘇吳江人，曾任滬寧、滬杭甬兩家路局的財務稽查。他在上海南京路的新新公司所開的新新旅館長期包租了三一三號房間，跟朋友們常在房間聚會，也就組成了“新新俱樂部”。當時，上海被日軍所控制，報紙很少。嚴寶禮決定以“新新俱樂部”為主幹，創辦一家大型日報。這家報紙便是《文匯報》。所以，《文匯報》一開始，就是以一張“民間報紙”的身份出現。
此後，《文匯報》幾經滄桑，幾度停刊。一九四七年五月下旬，上海《文匯報》被國民黨政府封閉。於是，不少《文匯報》工作人員從上海轉移到香港，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在香港創辦了香港《文匯報》。迄今，香港仍有一家《文匯報》，便是這麼來的。
上海《文匯報》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復刊。那時屬於私營報紙。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起，上海《文匯報》改為公私合營企業。
一九五六年四月起，《文匯報》社由上海遷往北京，與北京的《小學教師》雜誌合併，改為教育部的機關報——《教師報》。
不過，《文匯報》變為《教師報》，畢竟使報紙大受局限。而且《文匯報》社的編輯們大都家居上海，報社遷京造成了夫妻兩地分居，人心思滬。
周恩來注意到《文匯報》過去的廣泛社會影響，以為把《文匯報》併入《教師報》不妥，他提議《文匯報》應該復刊。於是，《文匯報》社重新遷回上海，於十月一日復刊。
這時的《文匯報》，由徐鑄成任社長兼總編輯，副社長嚴寶禮、柯靈（兼副總編輯），其他副總編輯為劉火子、浦熙修、欽本立、郭根、唐海。內中，徐鑄成、嚴寶禮、浦熙修等均非中共黨員。
這樣，在當時的上海，《解放日報》是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而《文匯報》則是中共領導下的一張“民間報紙”（在一九四九年前《文匯報》則是中共“影響”下的一張私營報紙）。
大約正因為《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的“身份”不同，所以在一九五七年的命運全然不同。
就在《文匯報》復刊之初，極想打響幾炮。那時，毛澤東剛剛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雙百”方針，《文匯報》便以“為雙百方針鳴鑼開道”為己任。
《文匯報》早在一九四九年九月，就已設立北京辦事處，以浦熙修為主任。此時仍設北京辦事處。
北京辦事處有一員女記者，名叫姚芳藻，剛剛三十出頭。她乃浙江鄞縣人氏，一九四六年畢業於中國新聞專科學校研究班，擔任過《聯合晚報》及香港《文匯報》記者。
為了替雙百方針“鳴鑼開道”，《文匯報》駐京辦事處抓住了電影問題做文章。姚芳藻這樣回憶“電影鑼鼓”最初是怎樣敲響的：
我跑到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去找鐘惦棐，準備聽取他的意見，這是我第一次踏進中宣部，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鐘惦棐。
中宣部設在沙灘紅牆裡面，這裡原是紫禁城的一角。一排排低矮的平房，經過幾百年風風雨雨，早已破舊斑剝。我想，過去就可能是小太監的居處，鐘惦棐就孤孤單單的坐在那裡一間小小的房間裡。我們雖是第一次見面，但彼此似乎都是熟朋友了。他那時常在報刊上發表電影評論方面的文章，已經頗負盛名了。我很欣賞他的文章，覺得它沒有教條、八股味道。本來在我的想像中，他是很高大的，而實際上，他卻顯得那樣矮小，穿著一套灰布中山裝，一副落拓不羈的樣子。在深度的鏡片後面，一雙小小的眼睛發著深邃的光芒。
當我和他談到，我們報紙為了貫徹雙百方針，準備開展問題討論時，他立即表示：“電影問題非常多，完全值得討論。”他很興奮的把電影工作中的問題詳細地告訴我，他說：“電影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概念公式，看了開頭就知道了結局，誰愛看呢？所以票房價值極差，常常連成本也收不回來。”
鐘惦棐就電影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侃侃而談，一口氣就講了近兩個鐘頭，講得有條有理，問題看得又深又透，我很是欽佩。他是中宣部文藝處負責電影的干部，我相信他對電影問題的研究，資料的積累，已決非一朝一夕，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的話非常吸引我，使我對電影也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相信，把這些推到版面上去討論，很有價值，很能貫徹雙百方針的精神，也一定會吸引廣大讀者的注意。我決定積極建議報社討論電影問題。
就這樣，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文匯報》開展了關於電影問題的討論。這天《文匯報》上，發表了《國產片上座率情況不好》的新聞報導，配發一篇短評《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麼少？ 》，還配發了兩篇讀者來稿。於是，“電影鑼鼓”敲響了！
確實，國產片的上座率不好，是事關電影創作的大問題：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以來，曾拍過幾部深受觀眾歡迎、上座率頗高的電影，如《白毛女》、、、《平原游擊隊》等。但是，大部分的國產片，上座率不高。以上海為例，《一件提案》的上座率僅百分之九，《土地》上座率為百分之二十，而《春風吹到諾敏河》、《閩江桔子紅》為百分之二十三。
據統計，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國產片總共發行了一百多部，而其中卻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沒有收回成本。有的則只收回了成本的百分之十。而更有的影片連廣告宣傳費都沒有收回。
《文匯報》的短評指出，編輯部經常收到讀者來信，認為國產影片普遍存在的問題是：
“題材狹窄，故事雷同，內容公式化、概念化”；
“看了開頭，就知道結局。”
短評鮮明地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好的國產片這樣少？”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天的《文匯報》引起廣泛的注意。電影界人士和廣大觀眾紛紛參加這一大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