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四月下旬，《人民日報》天天曰“放”，使全國的輿論“氣溫”直線上升。
四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人民日報》發表《天津的教授們關於“百家爭鳴”的座談》。
四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又刊載兩篇來自文藝界的報導《文藝刊物如何貫徹“放”的方針？ 》和《文藝創作不要受教條主義的束縛》，這兩篇報導，寫及了文藝界的動向：
文化部部長茅盾以為，“根據目前情況，主要是要克服教條主義和宗派主義。因為目前對教條主義的批判，還存在著各種顧慮。”有人形容一些編輯部的狀況是“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茅盾說，“我看還是先大開了再說”。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則說：“現在不是要小放，要大放！”
名作家老舍認為：“毒草可以放，但是誨淫誨盜的東西不能放，這是毒蛇。”
部隊的作家們的意見也很尖銳，認為陳其通等《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認識錯誤，態度粗暴，不合事實，後果不好”。
四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刊登《上海知識界的新氣象》，內中說：“人們認為這次大討論是三個字：好！好！好！毫無顧慮地提意見，這是一好；各種意見充分交流，這是二好，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有利，這是三好。”
從這天起，《人民日報》以《聽了毛主席講話受到極大鼓舞，各地知識分子談“百家爭鳴”》為題，連續發表報導。 《人民日報》加了《編者按》指出：“本報編輯部日前通知各地記者，分別訪問駐地文化界、教育界、科學界的知名人士。這些人士，大部分是曾經去北京聽過毛主席的講話的。他們的體會和意見，具有廣泛的代表性。編輯部決定將各地知識分子談話刊登。”
來自各地的訪問記錄，勾畫出當時中國的時代氣氛：
濟南——山東省文聯主席於黑丁說：“目前知識分子有兩種顧慮：一是怕犯了錯誤遭到粗暴打擊；二是怕正確意見不能發揮作用。”
南京——著名國畫家傅抱石說，“過去不敢'放'，是怕帽子。”
杭州——杭州市副市長、中國民主促進會浙江籌委會副主委陳禮節說得很明白：浙江知識分子“在'放'和'鳴'上，還有顧慮”，因為“怕'釣魚'和怕被整”！
成都——四川省教育廳副廳長羅承烈則說，“粗暴批評，就會使人懷疑'鳴'、'放'的目的是放長線，釣大魚”。四川省文聯副主席常蘇民則提及四川出了一篇《草木篇》，“就驚惶失措，大有不可終日之勢”。他以為，“即使有一百篇《草木篇》，也不會天下大亂”。
……
這些知識分子的心聲表明，他們正在準備大“鳴”、大“放”，但又擔心“放長線，釣大魚”，真是個欲言又止，“猶抱琵琶半遮面！”
毛澤東時時在觀察著中國的局勢，天天在看著《人民日報》。他以為，中共進行整風的時機日漸成熟了，雖然他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已經明確提出“明年開展整風運動”，但一直沒有落實。他當時的打算是“上半年發通知，下半年整風，中間隔幾個月”。
毛澤東所說的“上半年發通知”，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得以落實。這天，中共中央發布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 《人民日報》“聞風而動”，在五月一日便全文刊登了《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五月二日，配發社論《為什麼要整風》。五月七日又發社論《為什麼要用和風細雨的方法來整風》。
《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說：
“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僚主義、反宗派主義、反主觀主義的整風運動，提高全黨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水平，改進作風，以適應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指示》認為，整風運動實際上已經開始！文中這樣指出：
“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今年二月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和三月在中央召開的宣傳會議上代表中央所作的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毛澤東同志的這兩個報告已經在廣大的干部和知識分子中傳達，以後還要繼續在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中傳達。這兩個報告傳達引起了黨內黨外的熱烈討論，就我們黨來說，實際上，這就是整風運動的開始。”
《指示》強調，這次整風“是一次即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堅決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原則”。
《指示》還提及，“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
在《指示》下達後，中共黨史上的第二次整風運動就轟烈烈地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