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號召“放”，黨中央號召“放”，《人民日報》社論號召“放”，全國上上下下從“乍暖乍寒”的“早春”中走出來。進入一九五七年四月，全國沉浸在“放”的氛圍之中。 《人民日報》除了頻頻發表社論鼓勵之外，同時連篇累牘報導各地、各界大“放”特“放”的“新氣象”。
跟得最緊的，莫過於上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曾有過“毛主席的好學生”的美譽。如今，許多批判文章涉及到此公時，不便道姓，常以“上海的那個'好學生'”代之——讀者誰都明白指的是誰。
柯慶施有個大鼻子，人稱“柯大鼻子”。他又叫“柯怪”、“柯怪君”。此人資歷頗深，早在一九二零年，十八歲的他便在上海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共。此後歷任中共安徽省委書記（他是安徽歙縣人）、中共中央秘書長、中共河北省委前委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一九四九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攻下南京之後，他成為中共南京市委書記、南京市市長。不久，又兼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上海解放後的首任市長是陳毅，他又同時兼任中共華東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後來，陳毅調往北京，出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柯慶施調到上海接替陳毅。
柯慶施此人頗“左”。他的“名言”是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會議討論個人崇拜問題時說的一句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①柯慶施後來越發“左”了，為在上海寫作、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出了大力，為發動“文革”出了大力。只是他在“文革”前夕——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猝然病逝，所以他未能捲入那場中國歷史上的大浩劫，尚未陷得更深。
柯慶施手下有一員大將，名曰張春橋，職務是他的政治秘書。後來張春橋成為“四人幫”中的一“人”，成為“狗頭軍師張”，臭名昭著。不過，一九五七年，他在中國政治舞台上還不大露臉。三十年代，此人在上海文壇曾混過一陣。後來到晉察冀邊區，出任《晉察冀日報》副總編。當柯慶施調來上海，與“凡事'左'三分”的張春橋頗為相投，遂用此人作為政治秘書。
毛澤東四月初在浙江杭州，柯慶施和他見了面。政治靈敏度很高的柯慶施，馬上從毛澤東的談話中捕捉到他的最新意圖。
於是，從四月十六日起，柯慶施在上海召開“上海市宣傳工作會議預備會”，普遍傳達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報告和在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隨之廣泛地展開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討論。 ②
翌日，上海《文匯報》報導了柯慶施十六日講的一段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中央肯定的方針，市委將堅決地貫徹這一方針。今天在黨員幹部的思想中有抵觸，原因是在新情況下要用新辦法解決問題還不習慣。過去，長期的和敵人作鬥爭習慣了，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就不簡單，這需要有一個過程，一定可以貫徹執行。”
《文匯報》的報導這樣形容會場氣氛：“幾乎所有發言人都提到聽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和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都很興奮，有的認為可以'大膽說話'了，有的認為大膽'放'，大膽'鳴'非常正確。”
《人民日報》也迅即刊載“本報駐上海記者”發來的長篇報導《在民主的氣氛中展開激烈爭論——記上海知識界討論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報導說，毛澤東講話的傳達，“成了上海知識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給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氣”。 “上海知識界這次對毛主席講話的討論，非常熱烈，好些過去不肯說話或不多說話的人，這次都解除顧慮，滔滔地暢所欲言。好些座談會上都有激烈的爭論，這些都是過去稀見的現象。”
好個“過去稀見的現象”！上海的知識分子們終於開始“放”起來了——這正是毛澤東所希冀的。
報導中寫及了種種“放”的情況：
“在這個思想變動中，有些幹部還是把握不住的，總覺得'左'比'右'好點……”
“上海作家協會小說組討論中嚴格地批評了教條主義。有人說，上海的教條主義勢力很強，大膽放的百分之十也不到……”
“工商界在討論毛主席的講話的時候，有些人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還是思想認識不足，認為這樣提打擊了資本家的積極性……”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十八日的《文匯報》上，則報導上海報界兩位“老總”對“放”的支持：
“楊永直說：《解放日報》今後要發揚民主作風，鼓勵不同意見在報上發表。
“趙超構說：《新民晚報》今後要做到：有花必放，知過必改，不怕毒草，力（求）放鮮花。”
看來，上海的“氣溫”正在日漸升高。
緊接著，四月十九日，《人民日報》又報導《中共北京市委召開宣傳工作會議討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仿效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做法，中共北京市委宣傳工作會議也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二百九十多人參加”。
報導說：“大家贊成'放'，認為目前北京'放'得不夠。”
報導又說：“有些對'放'還有顧慮，怕'放'出毒草使群眾中毒，怕造成思想混亂”；“也有些人還顧慮到自己'放'了唯心主義後，遭到打擊。”
同日《人民日報》又報導中共廣東省委召開宣傳工作會議，報導說，廣東“目前的情況是又'放'又怕'放'。”
緊接著，《人民日報》連續報導中共河北省委等各省、市委召開宣傳工作會議的消息。 “放”，成了當時中國從南到北、自東至西紛紛議論的話題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