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三歲的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上作了那番講話之後，思維處於異常活躍的狀態。這位身兼中國共產黨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中央軍委主席——黨、政、軍於一身的首腦人物，在思索著怎樣在中國防止出現波匈事件。
進入一九五六年的最後一個月，毛澤東的腦海中不斷湧現新的思想。
中國民主建國會的一屆二中全會，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
中國民主建國會通常簡稱“民建”，是中國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識分子的一個民主黨派，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在重慶白象街實業大廈成立，公推黃炎培、胡厥文、黃墨涵為主席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民建”召開一屆二中全會，會議由主任委員黃炎培主持。會上，章乃器提出了尖銳的意見。他說：“資產階級消極性一面已經沒有了，再提兩面性，就要動搖工商界的信心。”他還說，過去對資產階級的鬥爭“太殘酷”。章乃器的發言，引起了爭論。人們既批評章乃器的言論“有原則性錯誤”，但又認為“要保護他敢於唱對台戲的積極性”。
主任委員黃炎培與毛澤東有著多年交情。早在一九二零年五月，江蘇省教育會歡迎杜威博士，會議的主持者為黃炎培，而台下的聽眾之中有一小伙子，此人便是毛澤東。這是他們訂交之初。後來，一九四五年七月，黃炎培和章伯鈞等作為國民參政員，前往延安訪問，受到毛澤東親自接待。黃炎培為此寫了《延安歸來》一書，在國民黨統治區暢銷。此後，黃炎培在一九四九年春由上海經香港進入解放區。十月一日，隨毛澤東登上天安門城樓。他被毛澤東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後來，又出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開幕時，黃炎培作為民主人士代表，被請上主席台。
在主持召開了“民建”一屆二中全會之後，黃炎培給毛澤東去函，匯報了會議情況。毛澤東閱畢，頗感興趣，於十二月四日親筆作复。這封信，寫出了毛澤東的新思想——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黃炎培字任之。毛澤東的信，是這麼寫的：
去年和今年各填了一詞，錄陳審正，以答先生歷次贈詩的雅意。
毛澤東的書信通常很短。特別是解放之後，冗事纏身，他的書信簡直像電報似的，一兩百字而已。這封寫給黃炎培的信破例，寫了五百多字——因為此信闡述了他從“民建”得到啟示後產生的新的重要見解。
在寫此信之後不幾日——十二月五日、七日、八日，毛澤東又接見在京開會的各工商聯、民建會的負責人，談及了信中的這一新觀點。
在十二月五日的講話時，毛澤東論及：
“人民內部的矛盾是經常發生，層出不窮的。……對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機關槍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用批評、自我批評解決，動口不動手。”
在十二月八日，毛澤東又說：
“劉少奇同志在'八大'報告中說，主要的階級矛盾已經解決了，國內有了和平。階級矛盾雖不打仗，但是有鬥爭。在農業合作化和公私合營以後，階級之間的緊張局勢基本上沒有了。資本家和過去不同了。……”
毛澤東把他跟“民建”的談話的思想加以整理，加以發展，終於明確提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一命題。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差不多是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整整一周年之後（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子夜、二十五日凌晨），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面對一千八百多名黨內外人士，他講述自己的“新思維”——這也就是傅雷來到北京後聽到的錄音。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由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陳伯達整理成文的。據陳伯達告訴筆者，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院（擴大）會議上講話時，沒有講稿，只有一份極為簡略的提綱。他在整理時，還補入毛澤東在其他會議上講話記錄。另外，整理成文之後，毛澤東又作了許多修改，親筆加入許多新的內容。這樣，當此文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上正式發表時，與毛澤東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隨口而講的話，有不少差異。
由於後來作了頗大修改，這篇文章顯得有些自相矛盾。比如，階級鬥爭在中國到底結束了沒有？此文先是說“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後文卻又說“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的甚至是很激烈的”。這後文顯然是反右派之後加上去的——後來，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發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號召；及至“文革”，發展為“以階級鬥爭為綱”。
其實，《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內核，就是毛澤東給黃炎培的那封信。史學家黎澍在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九日去世前夕，曾在一篇文章中很簡要地點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最初的原意：
“毛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題目就叫《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都矛盾的問題》，其意義就是階級消滅了，階級對抗不存在了，剩下的是人民內部矛盾，正確處理就行了。這個講話廣泛傳達以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幾個大城市的民主人士和文化科學工作者中間果然起了鼓舞作用。”①
當時跟傅雷一起聽錄音的上海《文匯報》總編徐鑄成，如今這麼回憶：“赴政協禮堂聽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的錄音，很清晰，最使人興奮的是下面一段話：國內形勢急風暴雨似的階級鬥爭的時代已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似的和風細雨。從錄音裡聽到他的講話不時引起哄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同誌等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聽畢，我和傅雷先生即相約赴中山公園聊天，我們覺得雙百方針實在正確，黨真英明。都認為今後應更好地響應黨的號召，為社會建設盡力……”
眾多的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的心境，跟徐鑄成、傅雷一樣，都從毛澤東的演講中得到鼓舞——毛澤東的演講，成了“早春二月”中的一股暖流。也正因為這樣，費孝通那篇在懷裡揣了多日的文章，在“毛主席在最高國務院會議擴大會上講話”的那天上午，終於下定決心“送出去了”！
緊接著，毛澤東又於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這次講話的基調，是鼓勵人們“放”，鼓勵人們打消各種顧慮幫助中共整風。
其中，特別是這樣兩段話，使人們倍受振奮：“不要怕向我們共產黨人提批評建議。'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我們在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鬥爭的時候，必須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在共產黨人方面，我們要給這些合作者創造有利條件……”
“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說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我們主張放的方針，現在還是放得不夠，不是放得過多。”
這篇講話，也是陳伯達整理成文的，直至八年後的一九六五年四月才公開發表。發表時，毛澤東也作了許多增刪，已非原來面目。
短短的四個月間，毛澤東一連作了三次重要講話，即《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三次講話是相互呼應的，表明了他面對赫魯曉夫秘密報告、波蘭事件、匈牙利事件，如何著手解決中國問題：
第一次講話提出了方法——中共進行整風；
第二次講話提出了理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第三次講話提出了措施——鼓勵民主人士大膽地“放”，幫助中共整風。
作為民主人士中的一員，政治靈敏度非常高的費孝通教授，把一九五七年不平常的春天的“早春天氣”，寫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