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接連在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在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長篇講話，他的本意是要在中國點起“鳴放”之火，讓廣大民主人士、知識分子“大鳴大放”……
他是個書報不離手的人。然而，當他每天打開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他大失所望：在他看來，《人民日報》應當為他在最高擴大會議上的講話發社論，向全國人民迅速傳達他的“新思維”，可是《人民日報》只登了很簡單的新聞而已；至於中共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人民日報》連消息也沒有發！
毛澤東惱怒了！
毛澤東是個非常重視報紙的人。他在一九三六年跟斯諾談話時，便曾說及：
“我在長沙師範學校的幾年，總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塊錢——裡麵包括我許多次的報名費！在這筆錢裡，必有三分之一花在報紙上，因為訂閱費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報攤買書，買雜誌。我父親責罵我浪費。他說這是把錢揮霍在廢紙上。可是我養成了讀報的習慣，從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岡山為止，我從來沒有中斷過閱讀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報……”①
自從成為中共領袖，毛澤東更是每日廣閱各報，內中尤其是《人民日報》——《人民日報》這名字就是他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親自起的，而且一連寫五式橫書《人民日報》報頭供報社選用。自從一九四九年八月，《人民日報》由中共華北局機關報升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之後，毛澤東更是注意這份作為中共中央喉舌的中國第一大報。
毛澤東挑選了一位消瘦的福建“秀才”，擔任《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此人名喚鄧拓，可以說是最佳人選：鄧拓不僅手中有一支鐵筆，而且早在一九三零年便加入中共。他是《人民日報》的前身——《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寫過數百篇社論。鄧拓早在一九四四年，便在晉察冀邊區編印了中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他對毛澤東的尊重、對毛澤東思想的推崇，使毛澤東放心地把《人民日報》社長兼總編輯這一要職交給他。
漸漸地，毛澤東對鄧拓辦《人民日報》不滿意了，一九五六年批評他是“書生辦報”太溫了，太呆板了。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講話時，曾批評了《人民日報》：
“對於一些有害言論，要及時給予有力的反駁。比如《人民日報》登載的《說'難免'》那篇文章，說我們工作中的錯誤並不是難免的，我們是用'難免'這句話來寬恕我們工作中的錯誤，這就是一種有害的言論。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應當準備及時反駁，唱一個對台戲。我們搞革命和建設，總難免要犯一些錯誤，這是歷史經驗證明了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就是大難免論。我們的同志谁愿意犯錯誤？錯誤都是後頭才認識到的，開頭都自以為是百分之百的馬克思主義……”①
毛澤東的這段話表明，他看《人民日報》，看得相當仔細。當然，他只是對《人民日報》登載的一篇文章有意見，問題還不十分嚴重。
到了一九五七年三月中下旬，《人民日報》對毛澤東的兩次重要講話毫無反響，毛澤東怒形於色了。作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怎可對領袖的重大“新思維”如此冷漠？那時的鄧拓，雖然不是中共中央委員（在中共“八大”上，有許多人提名鄧拓為中共中央委員，鄧拓說“我的資歷淺，同一些有貢獻的老同志相比應該選他們”，遜謝了），但他作為《人民日報》第一把手，毛澤東作報告時他在場。他親耳聽了毛澤東的報告，卻“按兵不動”，雖說他在報社內部曾傳達了毛澤東的報告。
一九五七年四月一日，幾輛轎車魚貫而入《人民日報》社。從車裡出來的是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王稼祥、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胡喬木，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不言而喻，有要事向《人民日報》社傳達。
鄧拓急召《人民日報》部分編委出席會議。會議由胡喬木主持。胡喬木逐字達句傳達了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尖銳批評，使會議的氣氛頓時變得異常緊張。
毛澤東的批評，在十一年之後——九六八年九月一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雜誌這“兩報一刊”的社論《將新聞戰線的革命進行到底——徹底批判中國赫魯曉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新聞路線》一文中，頭一回用黑體字排印，公之於眾：
“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宣傳工作會議未登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合開的，為什麼不登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為什麼不發社論？為什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裡面有鬼，鬼在什麼地方？過去說是書生辦報，現在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是抵觸的，反對中央的方針的，不贊成中央的方針的。”
這段批評夠重的！從“書生辦報”升級到“死人辦報”，還算承受得了——“死人”，無非是指失去了感覺，毫無反響。最厲害的一句是“你們多半是對中央的方針唱反調”，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跟黨中央唱反調，這還了得！
毛澤東還質問：“《人民日報》到底是誰家的報紙？是《人民日報》還是《國民日報》？”
鄧拓和《人民日報》的編委們，面面相覷，無言以對。
胡喬木接著宣布，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報社委員會，由政治局委員負責領導，以加強《人民日報》的工作。
接著，陸定一、王稼祥、鄧小平先後講了話。他們的講話，據鄧拓手稿所記，倒還說了一些好話，不像毛澤東那樣尖銳：“報社的同志做了很多、很辛苦、很好的工作，書記處以前關心得不夠，大家應多關心，提醒。近兩年主席常常提到《人民日報》工作改進不大。以後工作方法要改，不要埋在紙堆裡，經常到外邊跑跑，聽聽意見，爭取大的進步。”他們叮囑鄧拓“接受教訓，努力工作，要改革報紙，改革了就好了”。
鄧拓如同被擊一猛掌。雖然他意識到毛澤東的尖銳批評會使他調離《人民日報》（後來果真如此），但當時只宣布加強領導，並未撤他的職。他理所當然地服從中央的決定，在《人民日報》上認認真真地宣傳毛澤東的“新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