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就發生了波茲南事件，哥穆爾卡在波蘭上台。
不久，就發生了匈牙利事件，納吉在匈牙利上台又下台。
毛澤東的目光，關注著東歐。他越來越覺得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推行非斯大林化的嚴重惡果。
在蘇共二十大剛剛結束時，毛澤東曾對赫魯曉夫說過讚揚的話：
“赫魯曉夫同志打開了我們的眼界，擦亮了我們的眼睛，增強了我們的視力。他終於把事實真相告訴了我們。我們也要進行改革。”①
雖然當時赫魯曉夫說“對他始終保持著警惕”，說毛澤東的這些話“在哄騙我們”，因為“毛澤東簡直就是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的大師”！
然而，在波匈事件之後，毛澤東不再“隱藏自己思想和意圖”，他對赫魯曉夫的不滿已日漸溢於言表了！他對哥穆爾卡、對納吉、對鐵托、對意大利共產黨領袖陶里亞蒂的不滿也日漸溢於言表了！他對卡達爾也表示了不滿！
毛澤東甚至對蘇共“二十大”也公然表示不滿！
毛澤東的憤懣，集中地體現在他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所作的一次重要講話——那是中共召開八屆二中全會，他面對全體中共中央委員，談了國際形勢問題和中蘇關係問題。
毛澤東這樣提及了波匈事件：
“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時教育了蘇聯的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們中國的同志。出了一個貝利亞，就不得了了，怎麼社會主義國家出貝利亞？出了一個高崗，又是大為一驚。我們就要從這些事情中得到教育。這類事情是題中應有之義，永遠也會有的。”
毛澤東把哥穆爾卡跟中國的饒漱石相提並論了：
“比如說，像我們這樣的人，可能犯錯誤，結果鬥不贏，被別人推下去，讓哥穆爾卡上台，把饒漱石抬出來。你說沒有這種事呀？我看一千年、一萬年以後還有的。”
毛澤東接著說了一段極其重要的話，點了蘇共“二十大”，點了赫魯曉夫的名：
“我們不贊成蘇聯的一些事情，黨中央已經跟他們講過好幾次，有些問題沒有講，將來還要講。……
“關於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我想講一點。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現在，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丟了。哥穆爾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這把刀子殺蘇聯，反所謂斯大林主義。歐洲許多國家的共產黨也批評蘇聯，這個領袖就是陶里亞蒂。帝國主義也拿這把刀子殺人，杜勒斯（引者註：當時美國的國務卿）就拿起來耍了一頓。這把刀子不是藉出去的，是丟出去的。我們中國沒有丟。我們第一條是保護斯大林，第二條也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寫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那篇文章。我們不像有些人那樣，醜化斯大林，毀滅斯大林，而是按照實際情況辦。
“列寧這把刀子現在是不是也被蘇聯一些領導人丟掉一些呢？我看也丟掉相當多了。十月革命還靈不靈？還可不可以作為各國的模範？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的報告說，可以經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丟掉了……”
毛澤東的這一段話表明，他與赫魯曉夫的分歧，是原則的分歧。
毛澤東提出了他對波匈事件產生原因的見解：
“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論和唯物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
毛澤東思想的落腳點在中國，他從波匈事件看中國。他意識到，對於中國來說：
“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
毛澤東認為，要解除中國發生波匈事件的危險，“大民主”不可取，他說：
“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乾部，主張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他們這種主張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不過，大民主、小民主的講法很形象，我們就借用這個說法。”
毛澤東主張採用“小民主”消除中國的隱患。什麼是“小民主”呢？毛澤東說，中國式的“小民主”，即就是整風運動。
整風運動，中央一九四二年在延安開展了第一次，那次整風運動，整頓反對“三風”，即“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這一回，毛澤東決定啟用在延安用過的法寶，解決中國面臨的新問題。
毛澤東宣布，這一回也要整頓“三風”。所要整頓的前兩風，跟延安時代一樣，只是把“反對八股”改成了“反對官僚主義”：
“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中央決定後，先發通知，把項目開出來。比如，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見乾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如果上半年發通知，下半年整風，中間隔幾個月。……預先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這是一種小民主的手法。”
這種“小民主”，毛澤東在延安時已經用得得心應手，一連作過《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三次著名報告，被列為延安整風運動的經典文獻。如今，舊法新用，胸有成竹，穩操勝券……
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上的講話，是一篇上承一九五六年，下接一九五七年的重要文獻。只不過這番講話在當時未公開發表，局限於中共高層，不大為外人所知。其實，這是毛澤東自蘇共二十大之後，經過將近十個月的思索，才講出這麼一番深思熟慮的話來。
須知，在兩個月前召開的隆重的中共“八大”上，毛澤東也沒說什麼——他只是禮節性地致了開幕詞，而開幕詞並非他自己寫的，是他的秘書田家英代擬的。
須知，八屆一中全會是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召開的。才過了一個半月，毛澤東便召開了這次八屆二中全會——兩次全會挨得那麼近，也是鮮見。哦，是時候了，毛澤東這才在這次會上，說出了自己對蘇共二十大、對波匈事件的見解以及對策。
此後，在一個多月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裡。點了鐵託的名，公開與南共論戰；在六年後（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發表的《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中，點了陶里亞蒂的名，公開與意共論戰；還有與蘇共分歧公開化，發表一系列論戰文章，直至公開點赫魯曉夫的名……其源出於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
此後，在一九五七年開始的中共整風以及其後開始的反右派鬥爭，也源於這一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