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的春天，確實是一個不平常的春天。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便曾以《不平常的春天》為題，發表社論。一開頭，就這麼寫首：
“一九五七年的春天，對於我國的政治界和知識界來說，是一段不平常的時間……”
正當費孝通寫出一文，在那裡“收收放放”的時候，在北京百萬莊，夜深人靜之際，另一位高級知識分子也正揮筆疾書。
此人臉型，如同一個正方形下面裝了一個正三角形，一副近視眼鏡在那正方形之中增加了兩個圓圈。他的大名印在每一本《約翰·克利斯朵夫》的中譯本上——傅雷。雖說當年留學法國學的美術史，但精熟的法語和深厚的中國文學功底卻使他在回國後走上法國文學翻譯之路。他翻譯了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巴爾扎克、福樂德、梅里美的一系列名著。嚴謹的工作態度和流暢的文筆，使他在中國翻譯界頗享盛譽。
傅雷精心於翻譯，人所共知；他又精心於另一番“宏業”，在當時卻鮮為人知——他傾注了他全部的父愛，兢兢業業培養他的兒子成材。他的長子叫傅聰。在傅雷精心培養之下，成了出類拔萃的鋼琴家，在一九五五年舉行首屆國際蕭邦鋼琴比賽中，榮獲第三名，同時還獲得“瑪祖卡”（“瑪祖卡”是波蘭民間舞曲）最佳獎。這是中國音樂家頭一回在國際性鋼琴比賽中獲獎。傅聰也因此獲得了留學波蘭的機會。
兒子遠在萬里之外，傅雷家書頻頻，把愛子之心傾注於筆端，依然在精心培養。
他通常深居簡出。上海江蘇路一幢三層英式花園洋房的底層是他的家。坐在寬大的寫字桌旁，不時轉動著桌邊的字典架子（這是他自己設計的），翻譯一本又一本法國文學名著，這是他每日的“功課”。
此刻，他卻忽地出差北京。這次與他一起坐火車前來北京的，差不多都是上海文化界的名人，內中有《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譯者、復旦大學校長陳望道，上海市副市長、著名民主人士金仲華，京劇大師周信芳，電影藝術家吳永剛、石揮，上海《文匯報》社長兼總編徐鑄成，上海《新民晚報》社社長趙超構（筆名林放），上海《解放日報》總編楊永直，《辭海》主編、上海市政協副主席舒新城，著名翻譯家、教授周煦良。
出乎意料的是，在這群專家、教授、學者、總編之中，還有一位年二十六歲的小伙子。此人長著小圓臉、金魚眼，名喚姚文元，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文藝處擔任幹事。
到了北京之後，這些人便忙於開會，傅雷待會散人去之際，在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夜十一時，才得空給遠方的兒子傅聰寫信：
“親愛的孩子，三月二日接電話，上海市委要我參加中共中央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四日動身，五日晚抵京。六日上午在懷仁堂聽毛主席報告的錄音，下午開小組（會），開了兩天地方小組（會），再開專業小組（會），我參加了文學組。天天討論，發言，十一日全天開大會發言，十二日下午大會發言，從五點起毛主席又親自來講一次話，講到六點五十分。十三日下午陸定一同志（引者註：當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又作總結，宣布會議結束。此次會議，是黨內會議，黨外人一起參加是破天荒第一次。毛主席每天分別召見各專業小組的部分代表談話，每晚招各小組招集人向他匯報，性質重要可想而知。主要是因為'百家爭鳴'不開展，教條主義頑固，故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過話，立即由中宣部電召全國各省委宣傳文教領導及黨內外高教、科學、文藝、新聞出版的代表人士來北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我們黨外人士（引者註：傅雷最初曾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後退出，成為無黨派人士）大都暢所欲言，毫無顧忌，倒是黨內人還有些膽小。大家收穫很大，我預備在下一封信內細談。”
傅雷在給傅聰的信中所說的“聽毛主席報告的錄音”，那是毛澤東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身份，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的長篇講話。這次講話的記錄經過整理，又作了許多刪節和補充，發表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上，標題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這篇文章曾對一九五七年以及一九五七年之後的中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是毛澤東著作中的名篇之一。
傅雷在信中提及，三月十二日下午五時至六時五十分，“毛主席又親自來講過一次話”。毛澤東的這次講話的記錄，又經過整理，後來收進《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篇名為《在中國共產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此文亦是毛澤東著作中的名篇之一。
傅雷，這個平時埋頭書齋、無黨無派的翻譯家忽地來到首都北京，忽地得以出席中共全國宣傳會議，忽地得以親耳聆聽最高領袖的兩次極其重要的講話（雖然其中的一次是聽錄音），陷於久久的興奮之中。知遇之感，使他對中共倍覺親切，對毛澤東倍覺偉大。他在大會套座談會、座談會套小會的繁忙時刻，擠出時間整理毛澤東的講話，寫成“傳達報告”，寄給遠方的愛子。
傅雷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八日深夜在北京寫給傅聰的信中，傾吐了他當時的真實的激動心情：
“親愛的孩子，昨天寄了一信，附傳達報告七頁。茲又寄傳達報告四頁，還有別的材料，回滬整理好後再寄。在京實在抽不出時間來，東奔西跑，即使有車，也很累。這兩次的信都是硬撐寫的。
“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滬上文藝界半年來有些苦悶，地方上越來越強調'肯定'，老談一套'成績是主要的，缺點是次要的'等等（這話並不錯，可是常掛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這股味兒，所以從一月十八至二十七日就在全國省市委書記大會上提到百家爭鳴的問題，二月的最高國務會議更明確的提出，這次三月十二日對我們的講話，更為具體，可見他的思考也在逐漸往深處發展。他再三說人民內部矛盾如何處理對黨也是一個新問題，需要與黨外人士共同研究；黨內黨外合在一起談，有好處；今後三五年內，每年要舉行一次。他又囑咐各省市委還要召集黨外人士共同商量黨內的事。他的胸襟寬大，思想自由，和我們舊知識分子沒有分別，加上極靈活的運用辯證法，當然國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匯通了的人。”
傅雷如此盛讚毛澤東，完全出於他的內心。他是在給兒子的家信中寫這番話，用不著口是心非，用不著逢場作戲。他，確確實實被毛澤東的兩次演講征服了。
傅雷，只是許許多多中國高級知識分子、民主人士中的一個。傅雷在家書中露出的真誠悅服的聲音，代表著他的朋輩們的心聲。
也正是因為受到毛澤東兩次講話的鼓舞，費孝通才終於把捏在手中的一文送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