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全國上上下下議論“早春”之際，在北京卻不見費孝通的身影，報刊上也不見費孝通的文章。
費孝通哪裡去了呢？
如他自述：
“四月十七日離京，二十四日下鄉，五月十五日回到蘇州。路上和鄉間不容易看到北京和上海的報紙。到了城裡才坐下補看。在這一疊舊報裡，也有不少提到我三月二十四日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那篇《早春天氣》……”①
原來，他下鄉去了！這個“鄉”，便是開弦弓。他，已經二十一年沒有去這個小村子。
他來到蘇州，依然請求姐姐費達生陪他前往開弦弓。這時的費達生已經是江蘇省絲綢工業局副局長。他們依然坐了一條小船，迎著春風，小船駛向小村開弦弓。那裡的面貌，與二十一年前已大不相同。經過土地改革、農業合作化，開弦弓已是一派新的景象。
費孝通埋頭於社會調查。二十多天的調查，得到了豐富的新的材料，他寫出了三篇《重訪江村》文章，寄給北京《新觀察》雜誌（《新觀察》）刊出了其中的兩篇。由於後來開始反右派，第三篇夭折了。一九八四年第二期《新觀察》發表了余廣彤的《費孝通和他的姐姐費達生》，補述了費孝通重訪開弦弓的情景）。
費孝通在蘇州看到報上許許多多談論“天氣”的文章之後，又引出一番感想，竟寫下了那篇的續篇——《〈早春〉前後》，費孝通很詳細地談了自己寫一文的經過。今天看來，這段文字已成為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
二月初從西南迴到北京，民盟中央要我做一次口頭匯報，談我離京半年中在各地看到有關知識分子問題的情況。我提到了兩個蓋子的話：“百家爭鳴”揭開了一個蓋子。這個蓋子一揭開，知識分子的積極性就冒起來了，表示在對科學研究的要求上，還有一個蓋子要等互相監督來揭。這個蓋子一揭開，揭出來的是知識分子列政治的積極性，他們會改變過去對國家大事不大關心的那種消極情緒。但是，我接著說，第一個蓋子開得還不夠敞，許多領導同志不大熱心。第二個蓋子似乎還沒有揭，有點欲揭還罷的神氣。我是主張揭蓋子的，因為蓋子總是要揭的，遲揭不如早揭，小揭不如大揭，揭開了比沖開為妙。
大約過了一個星期，民盟的文教委員會又召開了一個座談會，就我這個匯報希望比較全面地來估計一下當前知識分子的情況。在這個會上我用了“春寒”兩字。但一經討論，我感覺到“春寒”兩字用得還是不妥當，因為這樣說，沒有把知識分子冒出來的積極性托出來。春意是主要的，加上了個寒字，未免走拍。於是想到“早春”兩字。 “早”是個正面的字眼，和過去黃昏思想對得上，剛好道出了這個轉機。
有人從我這篇文章裡感到寒意，認為是吹冷風，其實細細看去，我在這個溫度問題上是用過心思的。比如我起初想引用李清照的“乍暖還寒”一語，後來一想，這句詞，基本上是寒，暖是虛的。因此，我不直引，改了一字，寫成“乍暖乍寒”一語，一字之改，提高暖的地位。當時，我嘴上也屢次念到“滿園春色關不住”的句子，念來念去總是覺得還是用不上。
後來有人說，暖寒是同一天氣的不同感受，於是牽出感受者的體質問題，一若寒暖的感覺可以當溫度表來測驗進步和落後的程度了。我當時並沒有想得這樣深，推論也沒有這樣說。我想到的只是那兩個蓋子“蓋住”和“揭開”的矛盾。其實就是現在大家已用慣了的“收”“放”問題，“收”“放”用到“天氣”上，也就成了“寒”和“暖”了。
回想起二三月間，“收、放”“蓋、揭”“寒、暖”確是插得進兩個“乍”字的。不說別的，就是我這一文就“收、放”了好幾次。
民盟的兩次會鼓勵我為知識分子說說話，所以決定寫這篇。二月中，初稿已經寫成，但是文章提出的問題分量不輕，沒有勇氣送出去。反復修改了幾次，又復寫了好幾份，分送給民盟的朋友研究提意見。大約是二月底，我正想發稿時，來了一位朋友，和我說：“天氣不對，你還是再等一等，這樣放出去，恐怕不妥當。”原來這位朋友聽到了一個傳達文藝方針的報告，說是毛主席批判了王蒙那篇《組織部新來的年青人》的小說，贊成陳其通的短論，他又加了一句：“我看形勢是要收了。”潘光旦先生住在我隔壁，他一聽我轉述了那位朋友的話，就說：“這可怪了。我在城裡也聽到有人說起毛主席召集過一次談話，不是收，而是放呀。”這一下我們弄糊塗了。
過一天，又遇見了一個雜誌社的記者，談起了另外一個正在外地採訪的朋友。他說：“寄回來的文章，口徑不對，暴露太多。現在不准這樣寫了，必須考慮後果，百家爭鳴出了問題了。”我因為手上就有這篇可能會出問題的文章，所以特別關心。追問他：“誰說的！”回答是：“傳達下來的。”
雖然這陣冷風是沒有根據的，是陣空谷來風，但卻吹凍了我的。
有幾位看了我底稿，而且又肯定不是收，而是放的朋友，又一再鼓勵我把文章送出去，甚至使出了激將法。我夾在寒暖之間，欲說還休，欲罷不能，結果是又從頭改了一遍，在這種心情下改寫實際上是磨角。有人說我寫得過分含蓄，不懂詩詞的人，還是少裝作假斯文的好。我聽了只好苦笑。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上講話的那天上午，我把送出去了。那天因為外賓來參觀，要我接待，我又不知道毛主席要講話，所以沒有進城開會。晚上潘光旦先生聽了講話回來，興沖沖地來找我，揭開謎底。
下一天一早起來拿出底稿，把後半篇重寫了一道。從修正稿送出，到文章見報，又是兩個多星期。原因說是被政協會發言擠後了。不管怎樣，當這篇收收和放放的出世，早春確是已過了時了。
有些朋友為我惋惜，說早一個月發表多及時，天氣變了，不是馬後砲了麼？又有些為我告幸，說早一個月洩露了春光，怕擔待不了，說不定會被圍剿一陣。我想遲乎早乎都不是偶然的，既反映了天氣，又反映了體質，我原本是處在這個大變動的時代的一個平常的知識分子罷了，話是想說的，勇氣是有限的。 ……
費孝通自云：“話是想說的，勇氣是有限的”，不僅勾畫出他的心態，也勾畫出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正是基於這種心態，他不斷地對一文進行“磨角”，不斷“收收放放”。他自知，這是一篇“可能會出問題的文章”！
不過，當費孝通寫《〈早春〉前後》時，這篇談論中國政治氣候的文章還沒有“出問題”，但已有了預兆。上上下下對的議論，已經提出了許多頗為尖銳的問題。費孝通在《〈早春〉前後》中把這些問題歸結為三個：
第一個問題是“天氣說對了沒有？”
有人對此提出了使費孝通神經緊張的反詰：“知識分子解放時就已經到了春天。如果最近半年還是早春天氣，前幾年是什麼天氣呢？這不是明明暗射思想改造是冬天麼？這不是有意要否定思想改造的成績麼？”
由“早春”推及了“冬天”，再把“冬天”加以引伸，這“問題”也就顯得嚴重了。
第二個問題是，百花開不了，怨“天呢，還是草木？”
持反對意見的人，如此質問費孝通：“自從解放以來，天氣一直是明朗的，溫暖的。黨對知識分子政策早已確定了的，而且一直是貫徹了的。明朗的天氣，花不開出來，自然是草木有問題，腐朽了，蛀蝕了。自己不成器，還要怨天！”
第三個問題是，早春是在轉暖，花開是不是有保證呢？
這個問題轉向了“花木”本身。有人以為，費孝通在中提及的“一間房，兩本書，靜靜地做做功課”，是在支持“兩耳不聞天下事”，是“重業務，輕政治”。
看來，這一系列“問題”，正是表明是一篇“可能會出問題的文章”！
費孝通的《〈早春〉前後》發表後，又一次引起台灣方面的注意。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十九日，香港的國民黨報紙《香港時報》發表了胡希的文章，題為《天氣、文章與共產黨的面孔——費孝通寫和《〈早春〉前後》的經過。
胡希的文章，自然是站在國民黨的立場上，評論中國大陸政局，使一文變得更加“麻煩”：
“……實際上，他（引者註：指費孝通）在《〈早春〉前後》中揭露了大陸知識分子的苦悶，他們寫文章必須看風使舵，根據共黨的臉色落筆，寫成後不敢驟然發表，必須再看看'最近的氣候變化'，而共黨的'氣候'是經常吹無定向風，因此寫文章必須一改再改……”
就這樣，在一九五七年春天（這個春天后來被稱為“不平常的春天”）費孝通的一文可以說是引起了“轟動效應”——上上下下談“天氣”，方方面面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