費孝通成了一九五七年中國政治舞台上的名角兒。走筆行文至此，不可不向讀者諸君介紹一下費孝通其人。
他，一九一零年十一月二日出生於江蘇吳江縣同里鎮，費家原本是當地大戶，但如他所言：“我出生在地主家庭，但到我祖父時已家道中衰。”
費孝通的父親費樸安讀過私塾，後來留學日本，接受了西方新思想，影響了他的子女。在辛亥革命之後，他曾出任吳江議會議長，成了當地的名流。
費孝通的母親楊紐蘭，也受過良好的教育。楊家篤信基督教，她也是虔誠的基督徒。
費樸安和楊紐蘭婚後，生四子一女，這五個子女中四個成了名流：
長子費振東的名字，可以從《新中國名人錄》中查到。他生於一九零二年，卒於一九七五年。他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的前身——南洋公學，加入過中國國民黨，從事革命工作。後來流亡南洋。一九四九年九月，他作為華僑民主人士的代表，前來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此後，他留在北京，擔任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委員會常委。
長女費達生畢業於蘇州洲墅關蠶業學校，曾赴日留學，成了養蠶專家。解放後，她擔任江蘇省絲綢工業局副局長、蘇州絲綢工學院副院長。
次子費青留學德國，回國後擔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在法學界頗有聲望。
三子費霍是一位土木工程師。
費孝通是最小的孩子。他以社會學家著稱。其實，他原本應該是一位醫生：一九二八年，他中學畢業之後，考入東吳大學醫科，學了兩年。
改變了費孝通的志趣的，乃是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吳文藻。那是一九三零年初秋，二十歲的費孝通來到北平，偶然見了比他大九歲的吳文藻，那時的吳文藻，雖然只有二十九歲，卻已經出類拔萃，不僅有著教授頭銜，而且是燕京大學社會系系主任。吳文藻向他“吹”起了當時尚屬“新興學科”的社會學，使他為之動心。本來要轉學到北平協和醫學院的他，居然改換門庭，投到吳文藻門下，成了燕京大學社會學系裡的學生。從此，他不再成為一名醫生，而是成了中國的社會學家——他用社會學這把“解剖刀”，剖析著病中的中國。 ……
進入燕京大學社會係時，費孝通寫了這樣的自白：“我過去的座右銘是'潔身自好，於人有益'。生活告訴我，從現在起應該是：從認識中國，到改造中國。”
寥寥數語，清楚表明了二十歲的費孝通的思想所發生的深刻轉變。
三年之後，費孝通在燕京大學社會系畢業，又過兩年——九三五年，二十五歲的他在清華大學獲得碩士學位。
這時的他，處於“春風得意馬蹄疾”之際：剛剛成為碩士，他便迎來新婚之喜。新娘是比他低兩級的同學王同惠，他倆志同道合。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出席了倆人的婚禮。也就在這時，他考取留英博士研究生。
從天而降的厄運，給了費孝通第一次沉重的打擊：
新婚之後，費孝通和妻子前往廣西大瑤山進行調查，準備寫一部關於中國瑤族社會的論著，萬萬想不到，王同惠竟在瑤山遇難！
一位美國傳教士，如此記述了這場災難的經過：
“瑤山的小路曲曲折折的難以辨認，費孝通未覺察到已走入歧途。他們沒有想到再向前走會有什麼危險。幾個鐘頭過去了，他們既未看到什麼人，也未遇到村莊。傍晚時走近一個似門的長竹籬笆，以為是到山民家了，遂急向前趕。那個似門的東西實際是捕虎的陷阱，當走在前邊的費孝通踏上機關時，大量石頭木塊傾瀉而下，他受了重傷；右腿幾乎斷了，左腳關節脫了臼。他被埋在石頭下面。費夫人從丈夫身上搬開石塊，但費孝通傷勢甚重，難於移動。夜幕降臨了，他們既無吃的，又無睡的，最後，夫人決定下山求援。但夫人未回來，費孝通躺在冰涼的地上，冷徹肌骨。夜終於過去了，但夫人仍未回來。他開始爬行，直到下午四點，才被同伴發現。費孝通向他們打聽夫人的下落，但無一人知曉。他被抬到瑤族村莊，群眾被發動起來尋找他的夫人，幾天過去了，仍全無踪跡。七天后她的屍體才在山澗被發現……”
《結婚進行曲》餘音尚在耳中迴盪，短短一百零八天之後，卻要響起哀樂沉重的音符！費孝通涕泗縱橫，把新婚之妻安葬在廣西梧州，親筆寫下這樣的碑文：
“吾妻王同惠女士於民國二十四年九月應廣西省政府之邀特來研究特種民族。十二月二十六日由古陳赴羅遠之瑤山道上，迷人竹林道，誤踏獵虎陷阱，自期必死。吾妻力移巨石，得全性命。又出林呼援，至夜不返。翌日匐伏下山遇救，回村始悉吾妻失踪，半夜來夢，知在水中，搜山七日，獲見於滑衝，水急崖深，懷愛而終。天呼我妻，活我何益？魂其孤寂，速召我來。吾妻年二十有四，歸（引者註：指出嫁）只一百零八日。傷哉！費孝通。”
痛失新婚嬌妻，費孝通心碎神傷，回到故鄉將息。
姐姐費達生盡心盡力照料著孤寂之中的小弟。拄著拐杖的費孝通，難以排遣心中的苦悶，希望寄情於工作。
“我想去農村看看。”費孝通對姐姐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費達生常常下鄉，幫助農民養蠶。她雇了一條小船，帶著弟弟來到了太湖東岸的偏僻小村——“開弦弓”。這個頗為古怪的村名是由於村中間有一條小河筆直流向太湖，湖岸似弓，小河似箭，得名“開弦弓”。
費孝通在這江南小村開展社會學調查。不久，他完成了兩部著作：《花蘭瑤社會組織》，王同惠著——用以紀念為此殉身的妻子；《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費孝通著。
所謂“江村”，亦即“江南農村”、“江蘇農村”之意。
他終於從痛苦中甦醒。一九三六年十月起，他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攻讀。一九三八年六月，他獲得英國倫敦大學研究院哲學博士學位。三個月後，他啟程回國。那時，北平已落入日軍手中。他的老師吳文藻在雲南大學社會系，他也就來到昆明，成了雲南大學社會系教授。
一九四三年，受雲南大學派遣，費孝通教授前往美國，在那里工作了一年。
如他自云：“性喜寫作。”費孝通寫了大量社會學著作，其中《江村經濟》、《鄉土中國》英文版的印行，使他在國際社會學界受到重視。社會學與政治休戚相關，他不能不捲入政治。 “性喜寫作”的他，寫了關於中國政治的文章。他於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此後不久，又主編《時代評論》，發表了一系列文章，提倡民主，維護人權。這些文章彙編成《民主、憲法、人權》一書，表明了他對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不滿。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晚十時，當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李公樸在昆明大興街口突遭槍殺，費孝通的政治態度作了一次清楚的“曝光”。他公開發表聲明，譴責暗殺李公樸這一暴行：
“這是最後勝利的先兆。李公樸的血標誌著中國人民爭取民主運動的轉折點，無疑地從此接近光明。我悲痛的是李公樸未能看到光明行將到來，但他為此流了血。他最後控訴暗殺他的黑暗和'無恥'。現在讓我來慰藉死者，無恥達到頂點即將被消滅。要相信人民，他們將繼續戰鬥下去。”
費孝通發表這樣的聲明，是冒著生命的危險——須知，李公樸血跡未乾，四天后，即七月十五日四十五分，中國民主同盟另一位中央執行委員聞一多在昆明西倉坡又遭慘殺！
當天夜裡，費孝通和潘光旦、張奚若等教授不得不躲進美國領事館避難！
此後，他不斷地為儲安平主編的《觀察》雜誌寫稿。他的文章表明，他在政治上日益傾向於中共。他成了中國共產黨的盟友。
也正因為這樣，一九四八年，當中國人民解放軍朝北平合圍之際，身為清華大學教授的費孝通安居於清華園，既沒有隨一些教授朋友去台灣，也沒有隨另一些教授朋友去英美。
後來，在一九四九年六月，費孝通在寫給一位外國友人的信中，透露出自己當時的心境：
“如果我複述這半年的歷史，它將是一部很長的故事。我認為我留在北平的決定是正確的。我從解放的過程中學到很多根本性的、很寶貴的經驗，它至少給我一個機會，使我反省很多根本性的問題和批判我以前的工作。我又當了學生，在思想改造過程中接受'再教育'……我也相信如果西方讓我們自己建設我們的國家，中國會在我有生之年趕上現代化的西方。解放這個字不是空洞口號，它有具體含義……”
這封信表明，費孝通留在北平之後，與中國共產黨人是非常融洽的，他的心情也是十分愉快的，用中國共產黨人的“常用語”來說，那是因為費孝通與中共曾經“風雨同舟”，“患難與共”。
費孝通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會議。
此後，他出任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國務院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他依然“性喜寫作”，他對中國政治發表各種各樣的見解。他非常敏感。正因為這樣，他會在一九五七年早春發表了那樣一篇十分微妙的文章……